从“莫干山”到“巴山轮”，不可或缺的支持

　　大约从2006年开始，为了推动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更好发展，我运用职务和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先后支持北京大学创办了“PE培训班”、清华大学成立了“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研究所”，自己也一度有放弃仕途回归高校从教的想法。2009年春天与成卓结婚后，曾经向岳父请教我今后的事业选择。他并没有告诉我支持哪种选择，而是睿智地以自己退休后仍然充实繁忙为例，嘱咐我在职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一个人的职务和权力都是暂时的，只有思想的影响力才可以长久。这坚定了我离开机关到智库工作的决心。

　　2011年初，组织安排我到国际合作中心担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由此我开始了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期。国际合作中心原来是体改委的外事服务机构，2004年并入发改委以后业务不充实甚至萎缩，人才也逐渐流失。我到任后不久，经过调研和召开务虚会，与同事们制定了向新型智库转型的战略目标和建制度、创品牌、抓研究、引人才等措施。仅仅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努力，业务发展就实现大飞跃，成功实现了单位和个人职业的较好转型。近年来，国际合作中心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与岳父高屋建瓴的指导、特别是精神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岳父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我近年来出访，每次遇到国外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绝大多数都认识或知道成先生。为了让中心作为智库更好地凝聚人才和发挥影响力，我们成立了以高尚全先生为主任的高水平学术委员会，岳父也认可我的报国之心，同意出任最高学术顾问，这对于中心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和学术委员，扩大中国智库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对复杂、跨学科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宝贵支持。

　　岳父是我到中心后创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的主要指导者之一。他最先支持中心举办“新莫干山会议”，与高尚全先生等老一辈改革家对会议的宗旨和研讨主题给予细心顾问指导。我们举办第一届“新莫干山会议”时正逢十八大召开前夕，原重要合作单位希望在十八大召开后举办，并因此在临近会议时退出，也有不少朋友担心有政治风险，劝我们取消会议。但是，经咨询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有关领导，他们都没有反对，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岳父不顾年事已高和从国外访问刚刚回来旅途疲劳，立刻赶到2012年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举办的首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作了精彩演讲，鼓励中青年学者为国家积极建言献策，同时要深入探讨理论基础、评介综合国际经验、研究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应对实施难点。他还告诫中青年学者不要因为自己的建议被领导批示就沾沾自喜，也不要由于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便灰心丧气。热切地希望他们能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真诚地盼望能从中青年学者中涌现我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

　　图为成思危先生与作者2012年9月在莫干山。

　　为纪念中国改革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三十周年，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于2015年6月28日至7月1日在长江轮船上举办了“新巴山轮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包括许多当年与会者）深入研讨宏观经济问题。在我策划和筹备期间，岳父已经病重住院，我每次去看望他，交谈中他仍然不时关心和询问我会议筹备的进展情况，4月份还乐观地表示，如身体许可他可以出席此次会议。7月3日，就在他去世前不到10天，我前往医院探视向他简要报告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当时他已经说话较为困难，仍然表示祝贺并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没有岳父在病榻上的坚定支持和指导，我难以想象当时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五月份曾经由于岳父病情加重，我一度考虑取消此次会议），确保首届“新巴山轮会议”成功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专家都盛赞会议组织得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同志全程参加会议，不仅在开幕式发表了致辞，而且在闭幕式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总结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