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杨月) 在近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哪些新判断最有科学性、前瞻性?如何看待今年中国6.5%-6.7%的预期经济增速?下一步中国经济在结构升级方面将如何转型?中国青年网独家专访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员、联合国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梁国勇。

　　梁国勇认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的“稳”，既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又包括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从强势转向弱势的同时，世界经济从高速增长时代转向低速增长时代，中国不仅面临如何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问题，还面临如何避免重大危机爆发、保住以往发展成果的问题，这正彰显了“稳中求进”“稳字当先”的重要性。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大型经济体中增速名列前茅。”在梁国勇看来，国际上目前已经充分肯定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中国现在的增长是在约1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基础上的增长，一年的增量就相当于再造一个中等规模经济体。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在有效运用各类财政、货币政策手段的同时，强调结构改革，努力避免了对经济进行不必要的强刺激，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展望未来，梁国勇表示，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多的、有效的政策工具应对来自内外部的经济下行压力。而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绿色转型则势在必行，以寻求更高效、更具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同时，随着中国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研发和前沿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这就亟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强化对前沿创新的激励机制。此外，应重视处理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问题，并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

　　中国青年网：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有不少最新判断，您觉得哪些新判断最有科学性、前瞻性?哪些新提法最让人印象深刻?为什么?

　　梁国勇：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并将其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我对此印象深刻。这意味着继续将“稳”字作为政策的主基调，同时在“稳”与“进”、“稳”与“快”的平衡中更强调将“稳”作为前提。我认为，这反映了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经济政策基调中的“稳”包括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具体部署和细致安排，从而为2017年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很多不稳定因素来自外部。这首先表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总需求不足、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货币政策分化、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特朗普当选及其激进的政策取向、英国脱欧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等意味着新的冲击在所难免，这将是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等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延续，也是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一轮空前变局的组成部分。

　　认识外部环境对探索“中国道路”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我就认为全球化将从强势转向弱势，这一判断已经为其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国际经济各领域的情况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从强势转向弱势的同时，世界经济从高速增长时代转向低速增长时代，这两方面的转变给中国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不仅面临如何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问题，还面临如何避免重大危机爆发、保住以往发展成果的问题。这不正彰显了“稳中求进”“稳字当先”的重要性吗?

　　事实上，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其负面影响和巨大冲击不可低估。这表现在部分国家国内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政策上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还表现在“逆向”资源流动，例如生产能力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现在看，前者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理念的主要“标签”，而后者已经成为其政策实践的一个重要“抓手”。

　　金融方面，2015年12月美联储启动加息，美元也持续走强。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国际影响非常显著，是新兴市场金融风险集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内外风险关联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去年以来的市场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负外部效应”的放大，而这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机制，持续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施加影响。因此，我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是非常明智的。

　　显然，金融风险的高发期并非金融开放的“窗口期”。因此，无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还是资本项目开放，必须掌握节奏，强调审慎，必要时“收一收”也未尝不可。我认为应明确设定“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开放”的目标模式，通过制度建设，努力把好“金融大门”，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青年网：有预测认为今年中国的预期经济增速为6.5%-6.7%，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个基数上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增量就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的增量，可以这么理解吗?有学者预计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30%，您如何看待中国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影响?

　　梁国勇：从总体上看，以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经济增长从超高速转向高速、中高速，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的一个主要内涵。但必须看到，中国经济仍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我认为，对经济增速的理性认知需要注意两方面：首先，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目前的这段时间范围内看增速趋势变化;其次，从各国和各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看增长绩效的比较。因此，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大型经济体中增速名列前茅。今年中国的预期增速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很高的，远远高于美国1.5%、欧元区1.6%、日本0.5%的水平，也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4.2%的整体水平(数据来源：IMF)。

　　第二，中国现在的增长是在约1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8000美元的人均GDP基础上的增长，一年的增量就相当于再造一个中等规模经济体，规模与发达国家中的瑞士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土耳其相当。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最大的，一直充当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历年中国GDP增量占全球产出(各国GDP总和)增量的30%以上的比重即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缓慢、可控，硬着陆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中国政府“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在有效运用各类财政、货币政策手段的同时，强调结构改革，努力避免对经济进行不必要的强刺激。可以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第四，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几个方面的重大转型，国内消费、服务业、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提高，新的增长动能不断涌现。展望未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也有足够多的、有效的政策工具应对来自内外部的经济下行压力。

　　展望未来，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始终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稳”重于“快”，短期如此，长期亦然。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

　　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1980-2040。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

　　中国青年网：我们注意到一些数字，比如2016年，我国消费品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2016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是58.5%，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最，您也提到中国经济在结构升级方面的重大转型，那么这个转型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第三产业方面有什么新亮点?

　　梁国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结构性失衡。这意味着政策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目标的高度重视。

　　展望未来，我认为创新和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第一，“消费转型”。其首要目标在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长期贡献。自身结构方面，消费转型意味着消费“主力”及其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消费“主流”渠道和模式的变化以及消费品质量的提升。消费转型是经济基本增长动力乃至价值导向的转型。换言之，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以国内消费为动力，并服务于国民经济福利的提升。如你所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占世界比重已超过8%，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然而，消费市场规模与经济整体规模仍然很不相称，通过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仍需大力推进。

　　第二，“服务转型”。2012年以来，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情况前所未有，显示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已经启动。从国际比较看，2015年服务业占中国经济50.5%的比重，仍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也远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经济的服务业转型仍有巨大空间。这是伴随中国经济提升所必然经历的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更广泛的视野看，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其意义不亚于从农业到工业时代的转变。

　　第三，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深入、创新的运用，是信息化向纵深的演进。如果说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信息产业发展(包括相关的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两方面)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那么数字化将突破具体的产业边界，更多地蕴含着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信息和实物、人和机器关系在一个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已经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仍在高速增长。但这个“世界最大的数字红利”远未发挥到极致，用户基数、运营成本、市场和技术反应速度等方面仍然有细分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第四，绿色转型。这是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其当务之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健康问题的应对，而从长期来看，则意味着经济与自然、社会关系从对立、失衡到和谐、平衡的根本转变。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也带来了超高昂的代价。当环境承受力和社会压力接近临界点的时候，其也必然是发展模式的转折点。面对资源、环境、生态领域的全球挑战，绿色经济的建设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相应地，绿色转型中所蕴含的研发、技术、投资和产业机遇也是世界性的，代表了新的增长极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战略上需要对经济转型，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协调推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高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

　　中国的经济转型：四个“传统转型”和四个“新转型”。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

　　中国青年网：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自主创新，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发明专利授权国，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平均每天新登记市场主体超过4万户，目前全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超过8000万户。形象地讲，中国的创业人数已经超过德国人口总数，也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市场主体的总数。您觉得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梁国勇：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要素投入、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研发创新等几个层次。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言，几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不同，一般而言，存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演化阶段。“增长计量”(Growth accounting)方面的实证研究显示，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显著的贡献(约35%-40%)，但和要素投资的贡献比较而言却显得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来自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则来自要素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的转移。实际上，近几年中国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与外需不振背景下农民工增量流动的减缓乃至停滞有关。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更多地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同时也应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引进和吸收新技术仍然重要，但随着中国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研发和前沿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这就亟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强化对前沿创新的激励机制。

　　国家创新系统的宏观、量化指标显示：从投入方面看，中国研发支出增长迅速，规模仅次于美国;从产出方面看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已高居世界第一，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然而，投入的效益和效率以及产出的质量和水平仍然亟待提高。另外，中国在应用技术方面的特长还没有基础研究方面的根基相匹配。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与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不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未伴随着类似蒸汽机和电气化的源于内部创新的重大技术革命，相反，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仍然扮演着引进和跟进者的角色。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认识创新，既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又涉及制度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更深层次上的理论、文化创新。对科技创新而言，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提升其绩效是关键。制度创新则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并重。在制度设计和建设方面，激励机制和公平考量两者都不可少，就前者而言，鼓励和加强民众的创新、创业、创富精神至关重要。

　　中国青年网：您在《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不矛盾。展望中国未来发展，您认为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梁国勇：国际上目前已经很充分地肯定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然而，对该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反思，特别是在发展的环境和社会代价方面。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不应是固化、模式化的，而应是不断演进、优化的。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务实、学习、应变，一条重要经验在于一个“实”字：实用主义、实践导向、实干精神。如果说“中国模式”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那么“中国道路”则是对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

　　中国经济再启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

　　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应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收入提高和社会进步、财富水平和民众幸福等几方面的“落差”，以积极有序的社会治理和改革，解决关乎民生、民权的重要问题——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

　　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功能错位，明确界定两者的边界。这方面的重点是政商关系，难点在国企改革。最近我也看到了学界围绕产业政策，关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些争论。我在《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中专门提到“既发挥有效、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以有限、有为的政府作为应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不矛盾，只有两者兼备，中国未来的发展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再次，市场领域对中国经济而言，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涉及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等相互关联的问题。这方面，应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新兴行业、绿色经济)以促进经济转型和推动长远发展的作用，并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

　　我注意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以上三方面涉及的具体问题均有论述，我认为这也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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