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菏泽12月12日电（记者 开可）从帮着村民推销粉条，到巧用扶贫资金杠杆多赢；从用一个半月说服村民“退林还耕”，到“借助”30万元的力量推动党建……近日，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访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多个村庄，采访了2015年来到这里的多位“第一书记”，记录下他们在全面脱贫攻坚战中的所作所为和村庄、村民的悄然变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这其中就包括实现77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这年脱贫工作战果对脱贫大局至关重要。 

　　按照计划，山东省将在2018年完成脱贫任务，而鲁西南又属于山东省欠发达地区，对于菏泽市曹县这个鲁西南欠发达县来说，脱贫任务更是重中又重。2015年2月，全省609名“第一书记”中有23名来到曹县，帮包23个省级贫困村。现任曹县县委副书记的宁继红是党支部的书记，她告诉记者，他们希望给曹县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贫困村大都是支部工作薄弱的村。扶贫工作复杂艰巨，如果党支部工作不积极，‘第一书记’工作热情再大，工作也不好开展，或者开展不好，即使工作出了成效也不会持久保持。‘第一书记’入村第一件事就是抓村支部建设，为支部当好参谋和推手，推动支部由无为到承担，由承担到担当，由担当到作为。抓住党建这个牛鼻子，最终才会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宁继红对记者说。 

　　“第一书记”推销员  

　　张殿起近日正打算带着袁窑村自产的红薯粉条去泉城广场参加展销活动。“在泉城广场的话，影响面可就大了，不光影响曹县一个地区了。”张殿起兴致勃勃地说。其实，这不是张殿起第一次去当推销员。去年元旦的时候，他就带着袁窑村的粉条在曹县的广场上推销，三天卖出了500盒粉条。“在广场上卖货还真是没干过。”张殿起提起这事也是觉得既好笑又新鲜。 

　　袁窑村自产的红薯粉条。中国青年网记者 开可摄 

　　在没有来到曹县仵楼镇袁窑任“第一书记”之前，张殿起是山东警察学院的一名指导员。“没想到接手以后困难这么大，基层工作确实不好做。”回忆起在袁窑村的两年，张殿起说真难。 

　　曾发展过两次村产业都失败的袁窑村被产业吓怕了。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王付军一开始“看不上”张殿起，“省里来的干部是不是走形式？万一把产业搞砸了，我没办法给村里交代。” 

　　刚到袁窑村的时候，村民都觉得张殿起是个“外人”。这也是张殿起工作开展最难的地方。“村民不理解你、不支持你、不配合你。种植存在节气的问题，错过（节气）可能就错过一年。去年5月份种辣椒，能不能育苗、能不能种上，心里的那种焦虑和焦急，真的不好过。这是一种与自身的较量，不能泄气，泄气就什么都干不成了。”张殿起如此说道。 

　　张殿起和王付军带着记者去看原先的杨树林，今日的耕种良田。1600亩地如今笼罩在大雾里，看不到边际。这片土地多年来全是密密麻麻的杨树，最大的树根可以达到上千斤。青年劳动力为了省事，在外出务工前在自家耕地上种上杨树，慢慢就成了杨树林。在基本农田上种经济效益非常低，每亩一年只有200多元的收入，张殿起到村里琢磨的第一件事就是伐林还田。 

　　张殿起亲自为村里生产的粉条写的推销信。中国青年网记者 开可摄

　　那时候村里人都觉得张殿起有毛病——天天在杨树林里转。用王付军的话说就是“两头不见太阳”。早晨太阳出不来的时候就去杨树林里，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在树林里。决定砍树的举动对村民来说是犯了“大忌”，“500多户，家家户户都有树。他们不支持砍树，做思想工作也不行，天天和他们说好处，算经济账，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张殿起说。从3月8号开始做思想工作，张殿起足足做了一个半月。 

　　1600亩土地退林还耕，张殿起带领袁窑村的村民种植辣椒、红薯。现在红薯已经丰收，开始种植黄桃和牡丹。牡丹已经种了700亩左右，等明年开春就开始种黄桃。“头三年，国家给每亩地补贴1000块钱。黄桃和牡丹的苗钱大概在每亩700块钱左右，去掉苗钱，每户每亩地还能有300元的补贴钱。”张殿起介绍道。三年以后，这些黄桃和牡丹就能见到效益，每亩利润大概在4000元。 

　　现在村里新建起了粉条加工厂，一共有20多名贫困农民务工，一天可以挣到70多块钱。在村里引进的辣椒加工厂工作，每天也可以挣到70元左右。除此之外，村民还可以带地入股或者自种、合作社提供技术和农资服务。张殿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产业结构调整以后，种植两季作物，全村净增值560多万元，每亩多增收3200多元，人均多增收2070元。 

　　王付军说，在张殿起的带动下，村“两委”一改以往无事可干的懒散状态，变得干劲十足。“我今年50多岁了，张书记来了以后，现在是我见过的村里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王付军说，“张书记确确实实是办实事的人，虽说是省派的，但是连人家都下这么大决心，咱作为村里的一员，作为村干部，咱要是不为村民办事，良心怎么过得去？不管怎么样，下定决心，要坚决为村里的老百姓。”王付军说。 

　　30万“敲开”党建之门 

　　“老李，抽支烟。”虽说是省派“第一书记”，村里没有一个人叫李秋明书记，都是直呼“老李”。正在木耳大棚劳作的王际安看到李秋明就迎上来。“这么好的书记能舍得他走？再留一年也不孬。”王际安对记者说。 

　　在没有种木耳之前，王际安全家的收入就依靠外出务工。现在他家一共建了4个大棚，去年一个棚的利润就达到了5万。“以前都是俺给人家打工，现在都是人家给俺打工。家里房子也盖好了，就等着给儿子娶媳妇了。”王际安乐呵呵地跟记者说道。 

　　一个大棚占地一亩四到一亩五，小点的一亩二左右。122个木耳大棚整齐排列，看上去颇为壮观。原来班庄村只有42个大棚，经过两年的时间发展到了100多个。一个棚的纯收益在3.5万到4万之间，这些大棚一年的纯收益就可以达到400万左右。“木耳种植最大的好处是产业的再生作用。一个棚的劳务支出在一万二左右，一年有三万多个工次在这务工。不光这个村庄，临近村庄的村民也过来，最忙的时候有上千人在这务工。”李秋明对记者说。据介绍，木耳种植产业的带动作用成效明显，每年的用工量在5万1千人次左右。 

　　李秋明刚到村里的时候，就有村民问他：“李书记，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发点化肥？”对这30万扶贫资金的用法，李秋明心里已经有了一本明账。不仅没有将资金的使用方法直接公布在村里，他还组织村民不断地开会，群众代表会、群众大会、村党支部会、党员会，“各种会都开。开会的目的是让关注村里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关注度越高，村‘两委’的工作担子就越大，工作担子越大，干事动力就越足。” 

　　“我刚来的时候通知开村民大会，我知道人凑不起来，就在宿舍等着。给村支部书记打电话问人凑起来了吗？书记说再等等再等等。最后我去的时候，村‘两委’5个人，还有5个村民，一共就10个人。”李秋明向记者回忆在村里开第一次会议的情景。李秋明说这30万资金敲开了班庄村的党建之门，从没有党组织生活的小村庄开始形成了会议制度，用制度约束人。如今，这种10个人的会议早已消失不见，“现在说开会，广播一喊，只要家里有人的肯定都到。” 

　　“首先要想的是‘第一书记’的定位问题。如果定位在‘第一书记’或者领导这个位置上就干不好事。我一来就和大队书记说我就是你的秘书、参谋和干事，我受你的领导。让咱来不是让咱来当官的，一定要把村班子的威信树立起来，把村‘两委’的形象推出去。”李秋明如此说道。 

　　正在木耳大棚务工的村民。中国青年网记者 开可摄

　　从交通运输集团来到班庄村，李秋明一直在用企业经营的理念来帮助村庄脱贫。“一定把扶贫资金盘活。以前常有的模式是用扶贫资金去养鸡、养鸭，这种模式是一次性的，今年脱贫了，那以后呢？”李秋明说，“将省里的扶贫资金用无息贷款的方式借给老百姓，同时协调一部分小额贷款，村民再自筹一部分，这样一下子就增加了60多个棚，收回贷款后实现扶贫资金的循环运用。” 

　　最令李秋明欣喜的是，2015年6月19号，省里下拨的30万扶贫资金全部借出，而今年的6月20号全额收回。扶贫资金对扶贫到的贫困户、村集体以及村民达到了共赢的态势。班庄村又将这30万投入光伏发电，现在的发电量已经达到了140千瓦，“这样相对稳定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7到18万，什么样的贫扶不了？”李秋明说。 

　　村里开始种木耳的时候是从外面买菌袋，现在种植户自己开始制作菌苗，一个棚的成本平均降低400多元。而且村民做菌袋，一天收入可以达到60块钱左右。这样不仅大棚种植户省钱了，做菌袋的村民也挣到钱了。 

　　临近年关，李秋明说越到这时候越感到时间紧迫。现在村里正在修建扶贫车间，他和村“两委”成员一起为村里谈引进项目，希望能给村里和邻近村的村民创造更多的家门口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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