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我们知道，作为职业革命家，孙中山高度重视青年的地位作用，并寄予厚望。您能具体谈谈吗？ 

　　胡献忠：孙中山本人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在他发动的武装起义中，都是青年打先锋。所以，孙中山非常清楚青年的重要作用，十分关注青年成长，也特别注意培养青年的知识和学业。他在和学生的谈话和讲演中，多次提到青年学生必须努力求学问，以成为有用之人才。他主张“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1924年6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为题，嘱咐学生“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2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学生欢迎会讲演中提出了“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号召。他指出了两种立志的不同，一种是旧思想的立志，“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另一种是近代思想的立志，“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中国青年应当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民国重新建立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在讲演的最后，他指出:“立志，要有国民大志气，专心作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这个要求中国富强，便是诸君的责任”。 

　　记  者：胡老师，不少青年对孙中山与宋庆龄传奇的婚姻爱情感兴趣，能谈谈您的认识和理解吗？ 

　　胡献忠：我没有研究过家庭学，也没研究过爱情美学，只能简单说说，有三个层面。第一，宋庆龄是一位伟大女性，见识卓越，慧眼识英雄；意志坚定，坚定到足以抗拒一切世俗观念和阻力。第二，必须有机会认识，并深入接触了解，这样才能可能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第三，每个人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时，往往不是找最优秀的，而是找最适合自己的。有句话叫做“只有找对人了，一切都不是问题”。美国记者斯诺曾问过宋庆龄“当初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宋答：“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宋庆龄对人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认为如果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两人感情融洽到谈婚论嫁时，她坚定地对孙中山说：“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中的宋庆龄雕像。中国青年网记者张思怡 摄

　　记  者：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中国人穿的“中山装”是孙中山发明的吗？当时是什么情况？ 

　　胡献忠：不错，“中山装”确实是改制的一种新式服装。当时，中国男子的着装情况主要是：旧官僚和有身份的人穿长袍马褂，新派人士穿西装、下层百姓穿对胸式短衫裤和大襟式长衫。“中山装”的诞生是中国服装业一个巨大革新，它开创了中国男子服装的新潮流。为了展示国民新的精神面貌，适应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孙中山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改制而成的，并赋于新的含义。前身4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门襟5粒纽扣寓意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左右袖口的3个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后来，很多著名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包括蒋介石都常穿着中山装。由于中国著名政治人物毛泽东经常穿着“中山装”，所以西方人称“中山装”为“毛装”，日本人则称为“人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