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下半年上映的国产电影目录中，很多主旋律影片备受关注，如6月30日上映的《血战湘江》与7月1日上映的《明月几时有》等。与此同时，7月下旬至8月，军事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也将成为荧屏的绝对主角。在商业氛围浓郁的市场经济中，“红色题材”电影如何创新、如何占领市场，赢得观众？成为越来越多电影人的研究课题。

　　 ◆以小人物反映大历史

　　 让红色题材融入大众表达

　　 电影《明月几时有》是许鞍华导演的新作，是继《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后博纳电影集团“红色正能量三部曲”的第三部。讲述了1941年末香港沦陷时期的故事。在3年零8个月内，日军疯狂抢掠并搜捕滞留在港的文化人。抗日组织东江游击队接到上级指示，紧急营救文化人冲破日军封锁追捕，撤离香港。沦陷期间，以往富裕的香港顿变成无粮无水的空城。相对于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影片更加关注如方兰、方母、李锦荣、刘黑仔等这些香港民间平凡人的抗争故事。

　　 编剧何冀平在讲述创作初衷时曾谈道，影片首先定下了“大营救”的基调，但是在不断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何冀平和许鞍华发现了更多生动的故事，是关于一些普通人的故事。于是，她和导演开始思考重新定义影片的表现内容：缩减大营救的部分，将平凡人的故事变为主要表现对象。

　　 影评人梅雪风认为，这部电影刻意地与宏大叙事划清了界线。它完全没有那种上帝视角对当时形势的描述，它的视角被严格限定在那几个主角身上，通过他们的感受，战争时代的惨况逐渐显现，街头饿死的尸体、荒芜的街道、屋外传来的异响……导演许鞍华用这种局限遮蔽的视角，来还原了战争的恐怖怎样慢慢侵入人的内心。

　　 影评人陈陌表示，将时代从晦暗推向光明的途中，除了了不起的英雄，有更多的普通人打下地基、散播火种。许鞍华将方兰、刘黑仔和李锦荣推回普通人的位置，寓意是以此纪念更多的捏着性命行在乡间小路上的方兰、刘黑仔和李锦荣们。或许在历史书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短暂生命的痕迹也被时光卷走，但我们不该遗忘。

　　 从目前正在拍摄和准备播出的片单可以看出，以小人物反映大历史已经成为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种趋势。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为，抗战影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大众化改编，大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重拍或改编原剧，譬如一些经典的抗战电影《小兵张嘎》《地雷战》等，近些年就直接被翻拍成电视剧，借力原有IP的知名度轻松杀入竞争激烈的抗战剧市场。另外还有一种是隐性的改编，它对红色题材重新进行叙述，却未必有严格意义的经典文本，但我们能感觉到其中“红色记忆”或“红色精神”的变迁。与直接改编的影视剧类似，它同样需要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大众的世俗化需求、市场的商业化要求等多种诉求。

　　 ◆避免“神剧”套路

　　 创作者需深入历史与生活

　　 在大批优秀红色题材影视剧产生的同时，“抗日神剧”也层出不穷。编剧汪海林认为，“抗日神剧”是类型嫁接不合理造成的，产生了违反类型的负面效果。比如，《抗日奇侠》是典型的抗战加武侠，以前还有一个《冒着炮火前进》，吴奇隆饰演男主角，大家说他老是梳着飞机头，打着摩丝，是战争类型跟青春偶像嫁接。以前还有过《地下交通站》，它是跟情景喜剧嫁接。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剧”出现在荧屏呢？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之外，缺乏对历史、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和深入理解。很多抗战神剧的编导之所以敢于编出那样神的剧情，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无畏”。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朱大平认为缺乏人生体验很难驾驭这类题材，因此他同样不看好大批偶像演员参演红色题材影视剧。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崔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奔赴西北各地，创作演出了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话剧《张家店》《顺民》《八百壮士》《保卫卢沟桥》等。丰富战争经验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让他在《红旗谱》等影片中饰演的角色性格鲜明、爱憎分明，既激情洋溢，又朴实深沉，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他导演的《小兵张嘎》手法纯熟，画面流畅而富有韵味，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堪称红色经典之作。

　　 现在的艺术家也需要深入基层去搜集相关素材，发现和挖掘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质的故事，争取能够拍摄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思想、有情怀的抗战题材电影，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年轻一代。否则，将会极大的误导年轻一代，其消极效果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清楚地凸显出来。“一些作品中敌人如此不堪一击，而我们这般战无不胜，胜利来得这样轻而易举，可以算是对于抗战的一种亵渎。”朱大平说。

　　 在汪海林看来，创作红色题材影视剧的难度，首先来源于创作者对于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其次创作者对于革命史和近现代史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些也是创作的前提。如今，很多创作者只是在创作生涯中碰巧遇到一个“红色题材”，然后单纯用技巧来完成作品，容易在呈现上不准确或出差错。汪海林编剧的新剧《爱国者》正在拍摄，该剧以“杨靖宇”为原型，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共特工宋烟桥寻找传奇英雄颜红光并最终成长为“颜红光”，带领各路“爱国者”奋勇抗敌的传奇史诗。在创作中，他大量翻阅了“九一八”前后乃至14年东北抗日的有关书籍，把东北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面貌都印刻脑海中，并且实地走访，获取最为完备的资料。他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甚至要详细到这一年有没有安全火柴，是否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才是真正对观众负责。

　　 红色题材面对今日观众，是对现实的关照。如何与现实对应，引发今日观众的共鸣，需要创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持续关注。“比如在资料中记载，曾有抗联被服厂女兵在送缝纫机过江的过程中，日军来袭，自己孩子无人保护而被杀害。这是真实事件，可能很多现代观众无法理解，但是战争年代物资极度紧缺，在军人眼中，国家物资高于生命。”创作者应该需要了解当下受众心理，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支点。如何让现代人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产生排斥和反感，也是创作者的一个难题。

　　 ◆英雄人格合理化

　　 人物性格进行人性化表达

　　 陈旭光提出，“抗日神剧”与国外一些经典的战争题材尤其是反法西斯影视作品相比，差距明显。当扎堆的“神剧”“雷剧”一厢情愿地表现我们如何轻而易举打得敌人屁滚尿流之际，如《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电影却以对法西斯分子兽性的真实呈现和茫茫黑暗中残存的人性微光震撼了世界。

　　 汪海林认为《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也是突出个人来表现爱国精神。这样的剧，当中的主人公需要一种英雄人格。英雄人格不是问题，如何把英雄人格写得合理化才是问题。

　　 近几年来涌现的以《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暗算》《潜伏》《北平无战事》《悬崖》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红色原创电视剧，无论在人物塑造还是故事情节上都有一些大胆的创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朱大平表示，红色题材想要吸引观众，应该着力刻画在大历史事件背景之下的“人物关系”。我们通过什么来了解一个人，就是通过这个人在不同人物关系之中的表现。《潜伏》《悬崖》作为谍战剧，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假扮夫妻”这一叙事要素。一些业内人士质疑情节对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是否过于演绎而显得“假”，但经过调查考证，在抗战期间地下工作者中不乏假扮夫妻而后成为真夫妻的真实案例，这是艺术创作范畴内允许的“演绎”。影视剧之所以能如此引人瞩目，除了在塑造人物上，摆脱以往的固定套路，赋予各种人物以丰满的形象之外，还因为其另辟蹊径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上。正是通过表现其日常生活在情感上更接近于普通观众，增加了观众对于剧中角色的认同感。

　　 汪海林表示，中国革命史，是一段不朽的传奇，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经历和情感烙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既不能成为微言大义、照本宣科的宣传品，也不能成为媚俗、浅薄的纯娱乐产品，创作者对题材类型的把握、对创作技巧的磨炼和提高，尤其是对正确史观的理解和掌握，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味迎合消费需求，就会使信念和信仰消解，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融入精神和信仰，并不断承传弘扬、丰富发展其蕴含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