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3日电 (人民政协报记者 赵莹莹) 53岁的老闻没能撑过2月的最后一天。他原本要作为尘肺病农民工代表，在阳光明媚的3月来北京参加研讨会，给大家讲讲自己的故事、谈谈辽宁当地尘肺病农民工的生活处境。

　　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大爱清尘”基金于3月1日召开的“推动解决尘肺病问题研讨会”多了些沉重和迫在眉睫的压力，也让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周秉建和徐国权深感不安。

　　2016年，“大爱清尘”进入辽宁葫芦岛，尘肺病患者闻长武成了南票区的一名志愿者，他走访了很多农户，并为他们发放制氧机。看着老闻那时精神且积极的状态，“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觉得，这位兄弟至少能活到70岁。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和老闻有着类似经历的尘肺病患者，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甚至不知是否还有明天。

　　从2012年至今，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举办研讨会，已成为“大爱清尘”基金每年固定且重要的动作。成立近6年来，这家专门救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共救治2125人。然而，这个数字相比庞大的待救助群体而言可谓杯水车薪。

　　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接触“大爱清尘”已有近4年时间。研讨会当天，听完5位尘肺病农民工的现场讲述，她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用什么语言可能都表达不了你们亲身经历的这种痛苦。”她的脑海中，2014年3月8日到良乡医院探访尘肺病农民工的情景历历在目。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赴贵州调研时，她也曾在一户人家看到过尘肺病患者。

　　“一个人得病，整个家就拖累下来了。让当地政府能够关注这一群体、能够有一些切实可行的资助，起码在这个层面，我们应该去做。”严慧英委员表示会更多地去呼吁，尤其希望学者和专家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相关的条例应该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哪个部委来承办这个事情，这样对于提案会起到比较实际的效果。

　　近年来，尘肺病持续高发，每年整体发病人数持续上升，且呈现发病年龄缩短的趋势。去年1月和今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中央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意见、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至2020等政策性文件。这些陆续出台的政策法规在为尘肺病防治工作指明方向的同时，如何能落到实处成为当下最迫切的工作。

　　“我16岁就在内蒙古插队，扎根当地45年，接触了太多的底层老百姓。有一部分老百姓身体和心理遭受病痛的折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对公益慈善事业一直保持着较高关注，希望能为尘肺病患者做点什么。在她看来：“后期亡羊补牢太难了，这个事总得解决，不能说今年调查、明年调查，但总没有解决的办法。因此，必须要持续关注。”

　　在谈到相应解决办法时，周秉建认为，国家层面早已意识到了相关问题，也出台了一些文件，但是基层的落实达不到要求，导致一部分无良雇主钻了法律的空子。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打工者的法律意识不足和雇主的利欲熏心，导致双方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一旦出现工伤，在认定上就出现了困难和迟滞。

　　“不久前，我看到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乡等地发布了文件，要求乡卫生院对所在区域的疑似尘肺病进行筛查，很多地方都陆续有了这样的动作。包括一些地方的尘肺病农民跟我讲，现在新农合可以报销65%。”这样的利好消息让王克勤振奋，在他看来，政策在持续推动中逐步会变成一种好的办法和细则，进而很可能制定为法律法规，成为尘肺病农民医疗、生活保障最可依赖的制度性屏障。

　　“希望尘肺病农民兄弟身体越来越好，病情得到缓解。”周秉建表示，她将和其他全国政协委员一同把研讨会上的信息传递到全国两会，为尘肺病农民工兄弟发声，进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行动，缓解尘肺之苦，抚慰尘肺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