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参加北大博雅讲坛第72期《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正穹 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 李正穹）“发达国家没有‘真经’，这句话我说过，而且我经常说。我还认为，任何经济理论其实都是‘刻舟求剑’。”9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北大博雅讲坛第72期《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活动现场的观众提问环节这样说道。
　　何谓“刻舟求剑”？林毅夫表示，学者提出的一个理论，在当时对某个现象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使得大家都能接受，但现象在变化，所以理论也要跟着变化。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理论往往是在理想状态下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把这样的理论拿到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不适用才是常态。这就造成了，根据发达国家理论好像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讲清楚，但真正推行时却发现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条件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者铭记在心，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有条件前提，任何理论都是学者根据国家、社会的现象来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必须有初生婴儿的眼光，观察自己的国家、国际环境，抛开任何现有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制约，研究自己国家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提出新的理论。”林毅夫认为，这样的理论比较有可能真正抓住国家发展背后的机会和限制条件，也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这也是他提出“回归亚当·斯密”的本意，即回归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非回归其理论、观点。

　　9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参加北大博雅讲坛第72期《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正穹 摄

　　在此前进行的演讲环节，林毅夫特别提及先后在50年代和8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两大流派，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他表示，这两种先后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尽管在当时都大受推崇，但最终均是失败告终。
　　“结构主义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而这些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来说太超前，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则建议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在这一情况下，那些处于保护状态下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出现因缺乏自生能力而破产的企业，造成经济崩溃，为了避免崩溃或为了维持那些‘先进’企业，政府反而采取了更为隐蔽、低效的保护方式。”林毅夫表示，从发展状况来看，二战以来的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2个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分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13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主要是西欧周边国家，它们本身基础较好，距离高收入仅一步之遥，其余的长期陷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中。
　　林毅夫指出，相比之下，采取双轨渐进途径进行转型的国家，如中国、越南、毛里求斯等，在多年发展中都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中国到2020年左右有可能成为继韩国、中国台湾后，第三个在二战后由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的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增长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结构变迁的领头羊，中国的产业升级会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带来巨大的黄金窗口机遇期。
　　“只有真正能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本质因素是什么，这种理论能够比较好的改造好社会。”林毅夫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比较接近，因此根据中国的状况提出的中国理论不仅能改造好中国，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会有比较大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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