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里的罗曼蒂克的爱情
在神剧《潜伏》里,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潜伏着的特工余则成和他的爱人说道,虽然周恩来先生远在法国,邓女士在天津,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成良缘,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嘛!如同一道闪电,罗曼蒂克诞生了。
《潜伏》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民国,但罗曼蒂克并不属于民国,而是革命者的专利。革命就是罗曼蒂克。虽然汪精卫后来当了大汉奸,非常糟糕,但他早年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时候,无疑是很罗曼蒂克的。汪精卫关了死囚牢,他后来的媳妇儿陈璧君跑到监狱里要和他睡觉,给他留后,也不能更罗曼蒂克了。宋庆龄半夜跳出自家里窗户,跑去和孙中山私奔,把自己的老爹气得半死,也特别的罗曼蒂克。
1949年是一道时间的海峡,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对中华民国的叙述始终是一个镜像,映照着现实的面目(所有在这个逻辑之外的影像都不能被看见)。于是,中华民国虽然彻底完蛋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总是变幻不定、栩栩如生。它是旧社会,是忆苦思甜的苦,是一个展示革命者英雄主义的舞台,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当阶级斗争的年代过去后,民国被开发出更多的功能,五四运动成了现代化的标记,国民党军队开始能打仗了(虽然不如八路军),国共开始合作打日本鬼子,而不是打来打去。最终,民国变得和现实一样庸俗、空洞和喧闹。
革命的话语并没有消失,仍然主宰着民国的样子。民国与现实始终是断裂的,又在时空上与现实紧密相连。一方面,民国在时间中不断远去,另一方面,革命的话语在不断变形和后退,民国像是退潮的沙滩一样逐渐露出了新的轮廓,罗曼蒂克也开始在这个半透明的国度里显现。
这是一种全新的罗曼蒂克,它虽然仍然屈从于历史叙述,却迅速填满了历史叙述的空隙。年轻的张艺谋的《红高粱》里,轿夫与小媳妇在高粱地里野合,唢呐和天空炫耀着新的罗曼蒂克的苏醒,唤醒它的是一种暧昧的空间,一个真伪难辨的故事。影片在开头说:“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