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里的罗曼蒂克的爱情

　　在神剧《潜伏》里，一位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潜伏着的特工余则成和他的爱人说道，虽然周恩来先生远在法国，邓女士在天津，可是后来他们还是结成良缘，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嘛！如同一道闪电，罗曼蒂克诞生了。

　　《潜伏》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民国，但罗曼蒂克并不属于民国，而是革命者的专利。革命就是罗曼蒂克。虽然汪精卫后来当了大汉奸，非常糟糕，但他早年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时候，无疑是很罗曼蒂克的。汪精卫关了死囚牢，他后来的媳妇儿陈璧君跑到监狱里要和他睡觉，给他留后，也不能更罗曼蒂克了。宋庆龄半夜跳出自家里窗户，跑去和孙中山私奔，把自己的老爹气得半死，也特别的罗曼蒂克。

　　1949年是一道时间的海峡，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对中华民国的叙述始终是一个镜像，映照着现实的面目（所有在这个逻辑之外的影像都不能被看见）。于是，中华民国虽然彻底完蛋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总是变幻不定、栩栩如生。它是旧社会，是忆苦思甜的苦，是一个展示革命者英雄主义的舞台，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当阶级斗争的年代过去后，民国被开发出更多的功能，五四运动成了现代化的标记，国民党军队开始能打仗了（虽然不如八路军），国共开始合作打日本鬼子，而不是打来打去。最终，民国变得和现实一样庸俗、空洞和喧闹。

　　革命的话语并没有消失，仍然主宰着民国的样子。民国与现实始终是断裂的，又在时空上与现实紧密相连。一方面，民国在时间中不断远去，另一方面，革命的话语在不断变形和后退，民国像是退潮的沙滩一样逐渐露出了新的轮廓，罗曼蒂克也开始在这个半透明的国度里显现。

　　这是一种全新的罗曼蒂克，它虽然仍然屈从于历史叙述，却迅速填满了历史叙述的空隙。年轻的张艺谋的《红高粱》里，轿夫与小媳妇在高粱地里野合，唢呐和天空炫耀着新的罗曼蒂克的苏醒，唤醒它的是一种暧昧的空间，一个真伪难辨的故事。影片在开头说：“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