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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青年团为了汇聚广州,组建“敢死队”,难题多多,费尽周折。
首先,没钱。
比如天津青年团,根本负担不起差旅费,曾试图写信向临时团中央远程贷款:
“不知中央能不能代筹四十余元?”
甚至还想过“以书信表示意见或委托北京代表为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天津青年团还不至于“穷到没朋友”,最终筹到款项,代表顺利成行。
事实上,各地青年团彼此都是穷兄弟,谁都别笑话谁。早在1921年5月,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甚至曾暂时解散一段时间,经费困难也是原因之一。
闹革命从来不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恰如日后朱德总司令在家书中所言:
“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
共产党与青年团中,许多人或是高材生、或有殷实家境,想“赚钱买房”“跻身中产”,平心而论,不是难事。
但他们偏偏选择了筚路蓝缕。
其次,是复杂的国内环境。
团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有过多次变动。
据史料,团一大原拟当年四月一日召开,地点未决。后来又调整为四月中旬,至于地点——从天津地方青年团、包惠僧等的信件中,都可以看出上海是团一大首选会议举办地。
后来改为广州,是因为孙中山在此地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以这座城市为大本营继续他的革命事业。这里自然比十里洋场、列强环伺的上海,环境相对较好,“比较的自由”。
改期改地之后,团一大才得以召开。
再次,代表参会“行路难”。
比如张太雷与达林,两人从上海赶往广州,到达粤境后刚好赶上了陈炯明跟孙中山较劲,陆路不通。为了及时抵达,他们只好从汕头乘轮船经香港去广州。因担心华人与俄国人结伴而行引来英国巡捕的怀疑,他们只好约定会面地点,然后分头赶路,才算有惊无险抵达广州。
4
好事多磨。
团一大终于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开幕式当天的会议激情澎湃。
档案照片:团一大来宾、代表签到簿(局部)(图片来源: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位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罢。”张太雷说,“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的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出席团一大的陈独秀说:“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 ”
从档案资料中可见,朝鲜共产党、高丽共青团临时中央局给“团一大”发来了贺信。朝鲜青年团代表太洪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档案照片:张继武宣读高丽(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金万海、高丽共产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曹勋、高丽女共产党金济惠给大会的贺信(图片来源:共青团中央青老运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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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临终之前,真有一生的闪回。档案君相信,团一大之于张太雷,必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年前,有志青年乘风破浪,风云际会;中外革命者纵横千山,精诚携手……一切都是那么的朝气蓬勃。
“如果无产阶级不快快团结起来,人类的文化将要消灭了!所以各国无产阶级之觉悟分子,都有共产党之组织,而且再结合组织一国际共产党,以促进世界的革命。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在这个时机组织,运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那天的演讲犹在耳畔。
“敢死队”的重要一员,29岁的张太雷长眠在了广州沙场上。
千里之外的妻子在一个月后,才从一封上海地下党的来信中,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
那时,张太雷子女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多一点。
(作者:档案君 来源:中青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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