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主办方供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吴章勇 通讯员 永强 周瑜）4月16日，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国家智库》编辑部、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办的“2017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智库研判会——以“城市隐秩序化解城市病的难题暨‘大城市病’治理智库产品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国家智库编辑部召开。 来自国内区域、城市、规划领域近二十位智库专家围绕城市化发展、城镇化发展、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大城市职能疏解与城市病的关系、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病治理的机制创新等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 

　　会议现场，贵州省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春成博士为其专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智库产品《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应用》进行了主旨报告。刘春成指出，不管是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家在过程中是要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继而，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论证：第一，为什么我们的城市病越治越病；第二，我们对城市是否有正确的认识；第三，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研究；第四，我们的城镇化道路往何处去。在针对这四个问题的讨论中，刘春成博士明确提出：揭开城市复杂性特征后的隐秩序，才有可能真正对城市研究的实践应用有所增益。 

　　刘春成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了城市病不断涌现，一是发展欲望超出城市的自适应能力，过度追求发展利益损害了城市的安全底线；二是专业界限忽视城市的整体关联性。城市就像一个生命体，各个部分构成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连续体，仅通过分解、简化来解决城市运行管理这个复杂性问题是徒劳的；三是政策制定没有预料动态反馈。面对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确定的动态反馈，最好的政策不仅要包括反馈回路，也要包括一种对其中的各种反馈回路进行调整的机制，适时地进行改变、纠正或扩大，把“学习”功能融入城市管理过程之中。而优秀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具备这样的系统思维。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如何来正确认知城市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客观规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遗传算法之父约翰·霍兰（John Holland）定义了这种视角下分析系统的基本概念框架：主体、主体聚集、流、非线性、多样性、标识、积木块和内部模型，刘春成将其应用到了城市研究上。

　　刘春成认为现代城市的复杂性，正在挑战城市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的专业极限。城市研究的方法论显然落后于城市演化进程，进而，亟需转变“自上而下的控制式”城市发展和管理观念，更加珍视“自下而上的自生自发”的客观秩序，以终为始地将微观个体摆在首要位置，使城市发展的起点和终点归于一致。正视城市的复杂性和适应性不仅是一种有益的视角，也应该成为规划实践中遵循的价值观，以避免今日视为骄傲的规划变成明天城市的一种灾难。实践中，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发掘城市智慧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他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将近15亿的总人口、可利用的有限土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脱离这个起点，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便无法解决。人口和资源是被动性约束，发展是主动性约束。形象地说，人口和资源逼迫人口向城市高度聚集，而发展则要求聚集得舒适且富足。由于我们同时受到这两方面的制约，所以必须以人口和资源为左右边界，寻求城镇化的合理道路，这就是中国城镇化最基本的国情，是认知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出发点。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主动逃离大城市还是被动地被疏解，这都不是中国城镇化应有的出路，回归城市变得尤为紧迫。当前，特色小镇建设正在政策风口上，但这并不是重回小城镇主导的发展路径。与之前不发展大城市，将小城镇作为主流路径的思路不同，特色小镇是在国家大力发展城市群的这一战略背景来推动的。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城市隐秩序》作为智库产品，提供了全新的城市认知的问题，把城市当成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尊重城市中存在的隐秩序，尝试构建一个能够全面、整体的认识城市发展规律，能够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定量与定性，跨越科学与人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城市发展现实的理论框架，为城市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融合提升的可能。 

　　围绕我国的“大城市病”，各位与会专家提出了诸多见解与方案，其中围绕城市发展的基本认知，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张国华对于城市发展的定义提出：第一，城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绝对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第二，城市应该是工商文明发展的结果，绝对不是农业文明发展的结果。第三，城市应该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不是等级、权力、封闭的。第四，社会学对我们城市很重要。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徐光裕少将提出：“关于城市化的定义，我有一个看法，不必把它复杂化，我认为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是一个好办法，城市化没有那么复杂。第一，它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人口的流动是城市化的本质。第二，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我们所讲的三大差别里面的城乡差别，这是城乡差别逐渐缩短的必然的道路。进而，提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要顺其自然。 ”

　　中国生产力学会秘书长王海平，借助隐秩序和微循环，对比历史上的德国等案例，阐释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相关观点。继而，考虑通过隐秩序与微循环的积极互动，结合历史上的案例，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全联房地产商会秘书长钟彬就城市建设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我们要足够的谦卑和敬畏。第二，要有足够的自信。其中，敬畏我们在城市当中的文脉、地脉和人脉。他认为，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对商业模式要有足够的研究；二是对制度，城市制度、商业制度的足够的研究；最后千年而不朽的只可能是一样东西是精神与文明。 

　　金融信托专家孙飞提出，具有理论支持的顶层设计，要有政策上的安排，要把理论转化成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些政策安排。这些政策安排一定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的、节能的，即以人为本的。具体涉及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技术应用，进而要建设智慧城市。理论的基础、政策的指导，建设一个城市或者新区的结构系统，重要的是一个资本性的结构和资本性的系统。 

　　同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的发展，在具体的实践中，各位专家也提出各种积极的观点。 

　　刘春成提出，具有财富维持的文化创意产业是是雄安新区的重要出路，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出路。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他提出第一，粤港澳有没有中心？作为粤港澳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它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它的基因在哪里？粤港澳其根是在粤，但是如果你做湾区，湾区是基于城市的湾，是基于城市的区域，不是基于区域的城市。刘春成的观点得到张国华的赞同，他认为未来香港的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我认为它的基因是金融创新和海洋法体系如何在这个湾区衍生。 

　　对于雄安新区，刘春成提出，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其核心一定是文明，而不是建筑。孙飞赞成刘春成的观点，他认为，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需要上升到文明思想的高度。继而，提出市场在雄安新区当中起重要作用，一开始让市场起作用不太可能。财经网CEO程建国提出，雄安新区要以创新为旗帜。即使未来150万人全是从外面进来的非农业人口，一个农业人口占到了40%程度的新区，它如何能够在创新，科技创新，新的产业方面做到很好，这也是从媒体角度上所关心的问题。徐光裕认为，雄安新区，和湾区的概念不一样。它意在疏解首都人口，或者是平衡河北省的人口，可能是最主要的，而不是发展经济。与之相类似的是，王海平认为，雄安新区是内生性发展。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中国智库》《国家智库》总编于今在研讨会中总结中高度肯定了城市隐秩序作为智库成果的价值和建立中国学术自信的必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说，认为隐秩序就是文明，是一种文明的体现。 

　　于今特别指出，1921年纽约是全美最大工业基地，人口达618万人，房屋无法满足人口需求，严重工业污染损害了城市环境。今天的纽约市是全美人口密度最高也是全美最绿色环保的城市。城市发展都会经历人口膨胀、传统产业集聚等“城市病”由乱到治的过程。中美城市发展最大差别在于：美国城市总是想吸引人口，即使纽约这样大城市，也把人口增长看作城市的成功；中国城市一直想控制人口，把人口增长看作大城市的问题。原因在于，在美国，人口是城市的收入和税源；在中国，人口是城市的成本和负担。只要中国城市的税源仍然来自土地和企业，以人为本就是空话。我们在以往对城市、城镇、区域的研究中，发现因盲目扩张、违背自然规律搞建设而表现出来的与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造成了城市病、农村病、区域病等等诸多问题。由此引发我的一些思考，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另一头，防治出现“智库病”。 

　　本次会议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CIRDR)主办。CIRDR于2013年启动“智库筑基‘中国梦’”系列主题研讨会，至今先后举办了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海洋强国战略构建高端圆桌会议、中波智库对话、丝绸之路专家内部论证务虚会、医改智库专家圆桌对话、智库产业研究中美专家高端圆桌对话以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波中丝绸之路、中蒙俄关系、新型城镇化、智库与智库产业体系建设、证券市场问题、民族地区发展、区域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重点应对、国家智库长城论坛等专题论坛、对话、国际会议和内部研判会近百场。目的是集中政府与非政府智库研究机构专家的智慧，从学术、政策和战略角度，深入探讨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围绕国家战略中的重点、难点、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展开交流，旨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提供一个能够直接反映和充分体现智库内容的交流平台，为国内外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窗口，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