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时间可以做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摄影家、纪录片导演左力的选择是，用374天时间，徒步12100公里，重走红军长征路，身体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群用脚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了题为《一个人的长征》的精彩演讲。

　　讲到这一段时他哽住了，花白的头发剧烈抖动 

　　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这一天从江西瑞金出发的，经过1年零9天，到达陕北吴起县。

　　刚才有人问我：今天人们都已经吃饱穿暖喝足了，你为什么还要去走长征路？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走长征路这件事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带着一个摄制小组在北京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我们共和国的一群开国上将，其中有杨成武、萧克、陈锡联、王平、张宗逊、吕正操将军等等。

　　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成武上将，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当时86岁，一见到我就跟我开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过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当他跟我谈起长征来，他的面色马上变得非常凝重。

　　长征的时候，杨成武担任红四团的政委，率领红四团打先锋。但是他那天从头到尾没有讲红四团的故事，而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铁哥们叫陈树湘。

　　陈树湘当时28岁，是红34师的师长，红34师是断后部队。红军长征路上遭遇了一场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那一战红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红34师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手榴弹炸伤而被俘。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

　　老爷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上花白的头发在剧烈地抖动，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等了几十秒之后，老人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镜头。老爷子牙关发抖，最后只说出四个字来：“很残酷啊！”

　　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我在想：这一代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惨烈的战争啊！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从电视里去了解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从那一刻起，我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到达这些历史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呢？

　　2012年，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红军》的书。我当时读完之后在扉页上写道：“长征对于上个世纪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符号，但对于我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读这种神秘。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来自景仰和好奇，而是来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唤我去践行一个久远的梦想。”

　　只有到达历史现场，才能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我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画了很多草图，还开着车到达现场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说：我很丢人。为什么？因为红军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当过几次“逃兵”。中间有两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极度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

　　幸好最后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长征路，而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走读历史，在行进中学习历史，我是以这种方式在解读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中央机关离开瑞金、长征出发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从瑞金沙坪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前出发的。到达历史现场和你坐在家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扑面而来。

　　这个大礼堂相当于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我以前多次在电影、明信片上看到过，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这个大礼堂竟然是钱壮飞设计的。钱壮飞是我们共产党早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一名特工人员，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钱壮飞截获的。

　　钱壮飞按照红军八角帽的形状设计了大礼堂。但可惜的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遭遇敌机轰炸，和大部队失散，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1934年，当86000名红军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家属和孩子进行屠杀，而当时带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竟然是前共产党员。我听完之后感到特别震惊。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历史，你能理解那个年代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经过剧烈的搅拌之后，人们很难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而谁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野战军占领了南京，第一个冲击总统府的第35军军长是前国民党将领吴化文。这是历史的巧合吗？

　　所以，只有到达历史现场，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