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0月30日，临汾红丝带学校。
午后的阳光穿过梧桐树叶，打在郭小平瘦削的脸上。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神态轻松：“到目前为止，日内瓦之行没有让4个娃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在大学同学面前暴露，说明校方老师和领导们一直在为娃们保密，我非常感谢他们。”
16个孩子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散到各个角落——15个进了不同的大学，1个去了南方学习刺绣。郭小平仍然时时牵挂着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今年6月毕业离校前，郭小平创建了一个微信群，以便随时和他们沟通交流，掌握他们的动向，关注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郭小平最大的心病，是他们的敏感身份。如果被意外公开，将招致暴风骤雨般的歧视伤害。
这些孩子参加了当年防治艾滋病公益宣传片的演出，有的还参与拍摄过艾滋病题材的电影。郭小平担心他们一走进大学宿舍就被人认出。“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好多了，目前娃们在学校状况不错，身份都没被同学识破。”
敏感的身份“标签”，如同随时起爆的炸弹，其实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瑶瑶，经常梦见舍友一看见自己就集体离开、走在街上被路人斜着眼睛指指点点。“我特别怕同学在电视上看见我，知道我的情况。梦里的场景如果真实发生，我想那会儿应该是蹲在地上哭吧。”瑶瑶声称一直没有做好准备，去主动向同学说明自己的身份。
郭小平坦承，暴露是迟早的事，“他们吃的抗病毒药，是红丝带学校按时邮寄给他们的，每天要吃的。他们和同学一起住在宿舍里，吃药总会被注意到，被人问到吃的什么药，现在瞒着背着同学呢。久了一旦发现吃的抗艾药，别人会怨恨的——你干嘛要骗我！”
“这对娃们是很大的人生课题，这一关非过不可，感染者身份终究要向同学公开。具体何时公开，目前没有统一筹划，我给他们的一个原则是，你觉得与同学关系处理到位了，可以跟他们讲了，你就公开，不用再瞒。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场合什么时间点公开的问题。”
今年9月，郭小平原计划一个一个地送这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入学，后来放弃了。他不敢去。因为频频亮相荧屏，他早成了公众人物；现在又是移动互联时代，传播方式多样并且快捷，一去送就可能成为关注焦点，曝光孩子们的身份。
毕业的孩子中，最早的2004年就到了红丝带学校，最晚也是2008年来的。“他们很不容易，将来出身社会还面临很多事情，就业、恋爱、婚姻、生育等等，这些都是大问题，需要他们孤身奋战。”郭小平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10月24日自日内瓦归来后，翠翠把自己变得更忙了：除了用心扑在新媒体技术的专业上，课余还积极投身校园公益组织，有时也向同学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同宿舍的同学谈艾色变，甚至认为唾液都传染艾滋病。我故意说接触过艾滋病儿童，跟他们正常生活接触不会被感染，她们反而劝我远离，她们对感染者的接纳程度很低。”翠翠在微信上给我发来“大哭”的表情，“现在还不宜公开身份，我只求安安稳稳地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