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3年的坚持，我心里装的全是这些娃，为他们遮风挡雨，让他们和正常孩子一样接受正规教育，健康快乐成长，是我唯一的动力源泉。”郭小平说。
五
从临汾市区往东驱车十公里，拐进东里村的乡道，连片的耕地把道路夹在中间。不远处，红丝带学校在葱郁的树丛里若隐若现，一道灰色围墙将这里隔成了“孤岛”。
春天，芍药、玉兰盛放；夏天，梧桐花香满院。在艾滋病患儿们的心中，这里像一叶方舟：没有歧视，生活无忧。
46岁的李登军忙完孩子们的午饭，在我跟前一坐下来就哽咽：“我们学校像一个大家庭，郭校长就是大家长，操心着娃们的吃喝拉撒、学习教育。没有他就不会有娃们的今天。”
李登军带着8岁儿子，2008年从老家朔州来到红丝带学校，现在是学校食堂大师傅，儿子今年考上大学，“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郭小平是我们父子的恩人。”
李登军夫妻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儿子因母婴传播感染。2007年底妻子去世后，父子在整个村庄遭受孤立，“连亲叔叔一家都躲避我们。”儿子新学期一开学就被学校赶回了家。“看到娃这样被耽搁下去，我十分着急，想死的心都有了。”2008年4月5日，李登军找到郭小平，“当时就想让娃在这里上完小学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他后来还能读完初中读高中，考上大学。”
儿子已长成一米七五高的大小伙儿，成了祖辈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李登军捧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一晚上没睡着觉。”他自己也没想到，九年来一直留了下来，从养花工到食堂大师傅，干得特别有劲，“郭校长现在每月还给我发3000多块工资哩。”
学校门前的空地上，一群幼童嬉闹，笑声不断。“慢点跑，别摔着。”郭小平招呼着，不时抱抱这个搂搂那个。“大的一批走了，还得照顾好小的。现在学校还有23个娃，6个是这学期新来。小学一年级5个、三年级9个，初一9个。”李登军跑过来插话：“他经常跟我讲，千万别抠，不要节省生活费，一定给娃们吃好。他有时亲自下厨，还组织周末烧烤，改善娃们生活。”
就读北京一所大学的瑶瑶，一直馋着“郭伯伯”的炸鸡翅，怀念学校的烧烤，“尤其幸福的是，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你留在酒店，有事没事总会四处逛逛，找好吃好玩的，等我们回来再带我们去吃去玩”，她在写给郭小平的一封长信里说，“因为有你的陪伴，有你创造的环境，我们的童年完整，并不比别人的差，甚至比他们的好。”
翻看着瑶瑶的信，郭小平开始想念走出去的孩子。“娃娃们跟了我十几年，怎么能不想?!鸟儿长大了，总要往出飞，如果他们飞不动了，有什么问题或者受伤了，我还在这等着他们！”
这批孩子依然承担着沉重的心理负荷。对此，郭小平表示自责：“我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就是把学习搞好、上大学，注重分数，而没有进行必要的社会适应这种训练与规划。”
他对孩子们的未来十分清醒，“尽管社会越来越包容，但他们想要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这些大娃走后，我在教育心态、思路上发生了转变，不想让这批小的再接受枯燥教育，要走出去多接触社会，心理变得强大，心态更阳光，问题来了坦然坚强直面。另一个是从道德层面，更加强化自我规范，严格自律，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
郭小平正在策划系列活动，从明年起为孩子们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接触社会。在学校课程设置上，每周六上午专门开设了科技知识课，介绍新科技动向，增强技能教育。
“建这个学校是无奈之举，”郭小平其实一直希望红丝带学校尽早关门，“这所学校没有了，就代表娃们可以到普通学校去上学，在没有歧视的环境里，他们未来还可以从事理想的职业，过上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