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翠翠饱受过被歧视的滋味。
她亲生父母均因为艾滋病离世，她在5个月大时被抱养。6岁上小学一年级时病发，发烧出疱疹，好转后去上学，她发现自己被孤立了，被安排到了教室最后面的右边角落里，没有同学和她玩。更糟糕的是，有一天养父突然接到校长指令——“你家女必须退学！”
翠翠只能回到家。连过去的玩伴也捂着嘴绕过她走，向她吐唾沫。 “直到现在，别人在旁边吐一口唾沫，我的心就感到冷冷的。”
2004年下半年，翠翠被送到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刚刚设立的“绿色港湾”。这是一个专门收治艾滋病病人的医疗病区，由闲置的非典隔离区改建而来，位于临汾校外一片田野当中，占地90亩。
上世纪90年代，血液经济肆虐，很多卖血者和被输血者感染上艾滋病毒，因为没有“母婴阻断”，他们的孩子成为二代感染者，经过7至10年潜伏期而病发。2004年，山西全省90%的艾滋病感染者汇聚到这个病区。
此时，郭小平正在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任上。生于农家的他，1984年中医学校毕业后，辗转于乡镇、县级医院，1995年调任临汾传染病医院副院长，1999年升任院长。
翠翠刚到病区时，高烧、呕吐、昏迷，医生多次下了病危通知书。郭小平坚持抢救，奇迹般地挽回了她的生命。
这只是郭小平当年收治的4名艾滋患儿中的一个。
这些孩子因艾滋病毒的侵害，大多没了母亲，有的甚至父母双亡。个个病体羸弱，性情孤僻，郁郁寡欢。当时国内尚无抗艾滋病毒药，他们的生命朝不保夕。
看着无辜的孩子，郭小平痛在心上。他有一天问翠翠有什么愿望，她说“想读书”，——被学校拒之门外是艾滋患儿共同面临的现实。
郭小平决定，在为孩子们治病的同时，在病区里设立简单的教室，开个小课堂。他把一间病房当作教室，找了一块黑板、四张桌子——一个简陋的“爱心小课堂”就成了。医护人员轮流义务担任老师，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教材都是他们带的自家孩子的课本。
“建立爱心小课堂，让患病的孩子能在有生之年体验一下上学，过得快乐一点，这是当时的单纯想法。” 郭小平猛吸一口烟回忆说。他的身后挺立着红丝带学校的二层教学楼，爱心小课堂就是其雏形。
2005年，抗病毒药物来了，这种药据称能抑制艾滋病毒，增强免疫系统，只要按时服用，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活下去。一年后，病区的艾滋病患儿增加到8个，“爱心小课堂”不够用，郭小平添置课桌、椅子，依靠社会捐助，建起了“红丝带小学”。
“虽称学校，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没有手续，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郭小平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让孩子们有一个上学的正式感，并无长远规划，因为当时抗病毒药物上市才1年，药效没显示出来，孩子们仍然生死未卜。
不管怎么样，总算把学校建起来了。那时防艾、治艾的宣传工作还未完全开展，大众谈“艾”色变，招老师就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师资格证，愿意来的，他们统统招收。“我们待遇不好，又是这样的学校，没啥人愿意来。”郭小平记得，好不容易招来一位老师，第一次上课时竟戴着手套、口罩，穿着消毒外套，“比我进隔离病区还捂得严实，打心底里没有接受学生，怎么能教好我的娃们?”
怕这位老师的态度会伤害到孩子，郭小平只好让其离开。他记不清那些年换了多少老师，“没有任职超过半年的，最多时一周换了三位。”除了医院繁重的工作，郭小平还忙着给孩子们找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