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10年，学校孩子增加到16人，抗艾药效果显著。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郭小平又有了一个心病：“红丝带小学”一直无办学资格。孩子们没学籍，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不能参加升学考试。
为此，郭小平开始考虑学校的转正问题。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他多方跑动，寻求合法审批，却毫无进展。
这是一个新事物，国内尚无创办这种特殊学校的先例，没人知道它该由哪个部门审批。到教育局，对方说还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学校；找卫生局，他们表示不具备办义务教育的资格；咨询民政局，他们回应：艾滋病儿童既不是残疾人也非聋哑人，这样的学校没法管。
转机悄然到来。2011年11月15日，世卫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歌唱家彭丽媛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并和他们一起互动、同桌就餐。她的到访大大推进了学校的“转正”，经临汾市委市政府批准，“红丝带学校”在12月1日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正式挂牌。郭小平被任命为校长。
至此，这个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学校有了合法身份，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给了正规学校的编制，加上防艾宣传的开展，老师的问题迎刃而解，20名教职员工到岗。
学校合法了，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从初衷是让孩子能认字不当文盲，到期望他们上高中、考大学。2014年，红丝带学校16名初三学生在当地官方批准下，挂靠临汾市的中学继续读高中；今年他们全部参加高考，15人考上大学。
被问及13年来办学的艰难，郭小平笑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难，一步一步，自然而然，拉拉扯扯娃们就大了。”
事实上，这多年来，郭小平和他的红丝带学校一直在艰难中坚持。
在红丝带学校，孩子们的吃、住、穿、医疗、学习等费用全免。在取得办学资格前，学校并无政府财政支持，运转一直靠临汾传染病医院出资和社会募捐熬过来。郭小平和老师们为节省开支，一直利用病区空地种菜自用。今年考上大学的15个孩子，家庭都贫困且大多数是孤儿，郭小平为筹措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伤透了脑筋，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捐助150万元才成功纾困。
一个事实是，“红丝带学校”模式经常被外界质疑是“温室”和“圈养”。质疑者认为专门设立学校看似保护艾滋病儿童，实则加重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而且隔离教育不利于这些儿童的成长。
郭小平承认，这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孩子们为数不多的现实选择，“如果没有这个学校，他们很可能面临死亡、无学可上。”
对艾滋病人来说，按时按量服药特别重要，如果不吃或者吃错可能产生耐药性，就得升级药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又没有那么快，最后就会演变成无药可治。艾滋病患儿需要每天两次服药，而他们大多是孤儿或单亲家庭，谁来监督他们规范服药？在红丝带学校，孩子们的规范吃药被放在第一位，郭小平安排专门老师负责监督，“像生物钟一样到点必吃药。”
2015年10月底，郭小平辞去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职务，只担任红丝带学校校长。很多人疑惑不，郭小平回应：“换一个院长其他人也能做，但这个学校校长不是换一个就能做成的，因为这些娃认人，就认我这个人。我是用心在选择，娃们需要一个依靠的肩膀。”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雨露这样评价郭小平：“从医治人的身体，转向救助人的心灵，他投入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在红丝带学校老师朱然眼里，这两年来郭校长更忙了，特别是他和孩子们亮相央视《感动中国》、《朗读者》节目后，来学校的人一拨又一拨，他都要出面接待。10月29日，他牙病发作正在医院打点滴，一家公益基金会到校考察谈援助，“他拔掉针头赶过来，捂着腮帮子全程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