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火瞭望员刘军和齐淑艳在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座“望海楼”前合影。

　　冬天让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在望海楼里，我们看到墙上挂着一帧照片，下面的文字记录着这样一则故事：陈锐军，河北平泉人。1984年到1996年，他和妻子初景梅在这里驻守了12年。由于远离人烟和食物单调，他们的儿子长乳牙和学步都晚于同龄孩子，都5岁了，孩子仍然只会叫爸爸妈妈，而他们的女儿陈艳不得不被寄养在坝下农村老家。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陈艳曾经有很长时间不愿提及父母驻守望海楼的往事，因为“想起来都是心痛”。由于交通不便，她的爸爸妈妈有时是一年回来一次，有时是两年才回来一次。因为望海楼需要有人值班，所以他们不能同时回来，往往是爸爸一个人回来了，或者是妈妈一个人回来了。“我那时候太小，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性质，只是不想让他们走，所以他们走时从来不叫醒我，往往是一觉醒来，发现炕上是空的。后来，每次妈妈回来，一到要走的日子，头天夜里我就把自己的腿与妈妈的腿绑在一起，以为这样她就不会离开我了……可是，早上醒来一看，妈妈还是走了……”

　　那时候，望海楼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一面火炕，再加个火炉，外面常年摆着一些大缸，用来接存雨水和雪水，粮食则由他俩从山下面一点点背上来。常年阴暗潮湿的环境，让陈锐军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后来发展到无法站立行走，才不得不从坝上撤了下来。

　　“爸爸在望海楼上呆得太久了，回到社会中一直不适应。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抽纸烟或者吹笛子，一坐就是大半天。”2011年，54岁的陈锐军患病离世，“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他走后的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梦到他，在我心里，真的已经分不清他是一棵树还是一个人了……”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望海楼”里，防火瞭望员刘军（左）在记录观测情况，齐淑艳在瞭望林场。

　　在重新翻建的望海楼里，我们流着泪听刘军、齐淑艳夫妇讲完这个故事，感动之余，也提出了我们的疑问：在这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塞罕坝的森林防火预警已经实现了视频监测和红外雷达全覆盖，还有没有必要保留这种原始的人工瞭望方式？刘军笑着说：最先进的仪器也代替不了人的眼睛和责任心。

　　除了在大光顶子山，塞罕坝112万亩人工林海里，还有8座位置偏远的望海楼，都在无人光顾的林海深处。55年来，共有20多对夫妻驻守过望海楼，55年来，塞罕坝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人无志不立，树无根不活。在塞罕坝，你很难想象，这里会有那么多人的名字里有“树”，有“林”，有“松涛”，有“林海”，人们把种树当作一种信仰，数十年埋头植绿护绿，不言不语，不离不弃。

　　林二代刘海莹如今是塞罕坝林场总场的党委书记、场长，说起林子外的事，就像是外星人，笨嘴拙舌，可一说到栽树，立马就两眼放光。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过多大的困难，无论经济上多么捉襟见肘，历任场领导班子都没有放慢过造林的脚步，没有动用过一分钱的造林资金。

　　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了塞罕坝人之所以能创造人间奇迹的核心所在：听从党的召唤，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在中国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杨文斌看来，塞罕坝这次获得国际性荣誉，表明塞罕坝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也是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一个标杆。中国的塞罕坝是新时代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鲜活样本。

　　为梦想坚守，为初心坚持，把绿色当成信仰，把青山当做追求，塞罕坝，这个绿进沙退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告诉世界，种下绿色，就能收获美丽，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

　　中国的生动范例

　　世界的“绿色样本”

　　“学林的，哪儿都不用去，到塞罕坝就够了。”这是原林业部党组书记罗玉川生前多次说过的话。

　　落叶松能不能大面积种植？樟子松能不能大面积成活？荒漠化能不能大面积控制？高寒地区植树造林的三大问号，都被执拗的塞罕坝人在55年的埋头苦干中拉直。

　　图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先生接受河北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庞超摄

　　索尔海姆在第三届世界环境大会开幕前，给塞罕坝林场的邀请信中这样评价，“塞罕坝林场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这是几代人55年艰苦努力的成果，也是科学治理措施长期实施的成果。”

　　1963年5月17日，24岁的大学毕业生任仲元坐着敞篷汽车，沿着荒原上仅有的两道车辙，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塞罕坝林场报到。触目所见，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一片片全是沙地，汽车在平地上走还直打滑呢。”

　　此时的塞罕坝林场，已经开始了机械化造林。连续两年的造林失败，使得林场上下笼罩在阴郁中。林场几乎每天都在开会，从气候到土壤，从树苗到播种，大家都在查找造林失败的原因。内心的焦急和对成功的渴望，使得人们情绪急躁起来，讨论会变成了埋怨会。

　　这个说：“你这拖拉机怎么开的，为什么总是走不直？”那个说：“你想想你是怎么投苗的？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又有人说：“你在后面到底踏实了没有啊？”人们在迷惘和煎熬中寻找着对策。

　　作为刚到林场来的大学生，任仲元还没有勇气发表意见。但在造林现场，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些来自苏联的机械。他想，既然是机械造林，那么，除了苗木、土壤，会不会也有机器的原因呢？白天，他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晚上，他悄悄地找来那些机器的俄文说明书钻研，一遍遍地在纸片上计算，量了苗子，量机器，量了机器，又量苗子。

　　转眼就是1964年春天，马蹄坑大会战开始了。在这场大规模的造林作业中，任仲元的角色是踏实员，就是跟在植苗机后面把那些投到苗坑内的树苗扶正、踏实。这一次，他终于可以细致地观察这些洋机器了。植苗机在高低起伏的沙荒地上走着，每到平地时，机器就走得特别顺畅，一碰到上坡、下坡，这些机器就不听使唤了——他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在林场领导的鼓励下，他很快画出了改进机器的图纸，并找来车工、电焊工一起昼夜钻研调试。半个多月后，第一台改造过的机器出炉了，他和同伴们兴奋地找了一处起伏不大的地块一试，效果好极了！

　　“我们自己一共改进了12台机器。”任仲元说，“如果说，刚开始用改造的机器作业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的话，那么，到了1966年我们在长腿泡子作业时，我心里已经有相当大的把握了。”伴着震耳的轰鸣声，9台植苗机向前走着，自如地上坡下坡，下坡上坡，播得那么直溜。他高兴地跑到一处高高的山岗上，看到植苗机播种过的山梁上，刚刚植下的一行行树苗，那么清晰，那么整齐，“像女人梳头时中间劈出的白缝儿。”他幸福地回忆。

　　“从最初的造林成活率不足8%，到后来的成活率95%，如果当初有吉尼斯纪录的话，那塞罕坝一定可以去申请了。”

　　隔着50年的岁月，坐在围场塞罕家园小区温暖如春的家中，头发花白的张国军老人，向我们回忆着他曾亲身经历过的全光育苗试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