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周旋：两园桃李 政坛起伏

“南开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南开”

　　张伯苓一生交游甚广，门生遍布国共两党。他历经甲午海战、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等时代巨变，小心翼翼地驾驶“南开”之轮在惊涛骇浪中前行。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既远离政治，又投入政治。黄钰生评论他，“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辩，倔强而克己”，“能从辛苦中得快乐，能从失败里找成功，严肃之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黄钰生《张伯苓先生追悼词》）他的命运、他的南开、他的一生，实际上一直与三位“政坛大咖”纠缠：张学良、蒋介石、周恩来。

　　──点化汉卿，“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国”。

　　“张张关系”有三个关键字：敬、助、笃。

　　第一、敬，即敬重伯苓。

　　“两张结缘”其实很早。1916年10月16日，40岁的张伯苓应邀赴东北考察，三周内在各地演说39次，痛斥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野心，呼吁东北和全国同胞警醒振作。10月23日，应奉天（今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之邀，为教友作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

　　台下有名听众，就是年仅15岁的张学良。他当时身体不好，有病还吐血，正对东北和国家的前途迷茫踌躇。张作霖的医务处长是个基督徒、英国人，劝张学良别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给他一张票去听演讲。果然，张伯苓的演讲激情澎湃，深入浅出，呼醒民众，燃烧斗志。开场就誓言：“中国不亡吾辈在！”

　　张学良年轻时很冲，开始听演讲很不服气，“哈哈！有你，你算什么东西？有你又怎么样？有你中国就不会亡？”后来越听越有味道，觉得张伯苓“是个好样的，说的话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给我以希望”；“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醒悟过来的”。（《张学良对本家晚辈口述身世》，《南方周末》2001年12月7日）

　　张伯苓还号召同胞作为千年古国的国民不能妄自菲薄，“国家虽弱，国民之爱国热诚，决不当弱”；“国为谁国？国家之主人为谁？余与在座诸君皆是也”；“我不自亡，未有能亡我者，若其能亡，则早亡之矣，岂待今日哉”；激励民众“人人从此做起！人人从自己做起！各人尽各人之事，合则即一国尽一国之事矣，何事不成！”怎么从自己、从现在做起呢？张伯苓建议三法：有哲学的脑筋；有科学的知识；有宗教的精神。

　　1930年12月10日，已是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应张伯苓的邀请，偕夫人于凤至视察南开大学。张伯苓召集全校师生，介绍说：“今天欢迎张副司令，一方面因其倡导和平，促成统一，功在邦国。另一方面，张副司令过去在经济上及精神上对我校许多援助。”

　　张学良接着发表言辞恳切的演讲，多次坦陈张伯苓对他的影响，回顾1916年10月聆听张伯苓演讲的感受，说：“鄙之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因十四五年前感东北受日俄之侵略，内乱频频，自觉毫无希望，只好从待为亡国奴耳！对于世事，极其灰心。”听了张伯苓校长在东北讲演后，“志气为之大振”，最受感动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最后他以此勉励南开大学学生：“仍以此语回送与贵校同学”。足见其对张伯苓感佩之情。

　　1990年8月，软禁了53年的张学良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NHK采访。记者问：“先生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说：“是张伯苓先生。”（邓勤《张伯苓影响张学良至深》）
　　第二、助，即互助办学。

　　张学良、张伯苓、宁恩承三人曾共谋东北大学发展。东大创建于1923年，五年之后张学良兼任校长。1930年底，张学良决心改造东大，聘请30岁的东北籍南开学生宁恩承出任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

　　张伯苓力挺子弟兵和东北大学。宁接任前，亲赴天津征求他的意见，他表态支持；派出南开事务主任、“四大金刚”之一孟琴襄到东大襄助校务一年；接受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1931年3月，宁接任后，3、4、5月，张伯苓三赴东北大学。第一次出席成立大会，第二次平息学潮，第三次出席校务会议。

　　这位宁恩承在南开大学是风云人物，就是前文所述1924年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的作者，因此引发南开教师罢教、学生罢课风波。1926年毕业后，受张学良资助赴英留学。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他年轻气盛，刚从伦敦经济学院归来不久，处理校务有些急躁，东大学生累积的旧怨未消，又添新怨，闹起学潮。

　　宁恩承愤然辞职，做他兼任的东边实业银行总稽核。4月18日晚，张伯苓接到急电，请其速去“挽劝，迟则难救”。他于22日晨到达沈阳，劝说宁答应留职，完成使命。24日，东大校委会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张伯苓演说抚慰学生，顺利化解宁与学生之间的僵局。

　　张伯苓致函张学良汇报此事：“伊（注：宁恩承）在南开时亦曾闹过小风潮，我未尝罚过，今亦不令对诸生有所处罚。不过此等办法只此一次，再则必不能容，甚至请校长解散，亦无不可。”（刘轶男《档案中的张伯苓（五）支援东北大学》）

　　同时，他又协助制定东大发展计划，诚心诚意帮助张学良。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骨干，也于4月中旬出关指导东大工作。东大全盘借鉴南开行政管理、后勤生活、教学体制等方面的经验，“南开精神由白河之津而展至辽河之滨矣”。

　　张伯苓扶持东大不遗余力，张学良扶持南开也不遗余力。张学良决定将受东北军控制的天津警备司令部小站营地约千亩稻田，划归南开大学经租，租金用来弥补南开大学办学经费的不足。1928年初，张伯苓派南开满蒙研究会主任傅恩龄专程拜访张学良，聘他为研究会名誉董事。张学良欣然接受，并捐款500元。

　　1928年12月，张伯苓赴日、美、英、法、意等国考察教育，路经沈阳，两次拜访即将“易帜”的张学良。第一次是12月17日，张学良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表示“殊堪钦佩”。二人“欢谈甚洽，约经一小时有半，校长始辞出”。

　　次日张伯苓即将启程，东北大学副校长来言，“汉卿先生慨捐基金20万元，并于午后一时盼再一谈”。张伯苓缓行一日，12月18日再次会见张学良。张学良正式告知，以20万元巨款充作南开大学基金，分十年提供。张伯苓欣喜异常，立即电告南开：第一笔2万元，“不日即可汇来”。

　　其三、笃，即私交甚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遭受日寇蹂躏。1931年12月26日，张学良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为委员之一。张伯苓接到电报后，立即致函张学良，表示“值此国势艰难，必须思有以共济，勉附诸贤骥尾，亦属责不容辞”。12月30日，他赴北平，出席张学良主持的东北政务会会议。东大内迁，前后5年共有78人在南开借读。

　　张学良弟弟张学森是南开中学1939级学生，他本人没有直接在南开学习，但敬重并受教于张伯苓，以其私淑弟子自居。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应张学良的请求，到当时东北军驻地延安和张会商救国大计。这是他们的首次会晤，在座的有高崇民。据高崇民多年后对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袁东衣回忆，会晤时，张学良对周恩来谈到：“我们都是南开的人。”（吴大任《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扣留蒋介石，全国乱成一片，国共两党都有杀蒋之人。南开教授会立即发出谴责张学良的电文，张伯苓致电张学良，吁请释放蒋介石。

　　国民政府深知张伯苓对张学良的影响，又与周恩来有师生情谊，拟请他赴西安调解。12月16日，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面商进行之处。”（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第439页）。

　　张伯苓接电报后，即飞宁与孔祥熙等国民政府要员协商解决事变方案。后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孔无力主政，张只好暂回天津。西安事变谈判期间，国民政府酝酿改组内阁，张被列为教育部长人选。

　　1996年2月20日，95岁高龄的张学良为纪念4月5日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在美国檀香山寓所写下条幅：“桃李满天下”。3月14日，南开老校友宁恩承从美国寄来张学良的条幅，并附言云：“兹奉上张学良题词，请酌量放大装饰，以滋显著。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梁吉生《张学良翰墨永怀张伯苓》）

　　──追随中正，半推半就从政“跑龙套”。

　　“张蒋关系”有三个关键字：信、挺、磨。

　　其一、信，即政治信任。

　　1930年12月24日，赴南京参加全国运动大会筹备会议的张伯苓，首次拜见蒋介石。蒋“对南开校风及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更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答应将设法补助南开”。张对蒋重视教育的表态印象极深，在其后写给宋子文的信函中提及。有研究者推测，“宋应是此次会面的牵线人”（张晓唯《教育与政治：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国民政府》）。

　　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步步紧逼，将魔爪伸向华北。蒋倚重张，发函征询方策，还附来密电本，嘱可直接向其建言。张复函称：“承颁给电本，谨当密藏待用”，“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择，但不愿一知半解动扰聪听”。

　　南开被日寇炸毁，张伯苓遇“大劫”，蒋一锤定音，张心怀感激。西安事变，蒋介石遇“大劫”，张坚定支持，蒋心怀感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释返宁。张伯苓称此事为“逢大凶化大吉”，12月26日，电贺蒋：“我公平安抵京，举国腾欢，同申庆祷，特此慰问”。（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第443页）蒋复电张：“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特谢！”

　　抗战时期，蒋介石有请张伯苓出长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为由婉拒。1943年5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张伯苓紧跟领袖思想，发表《〈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的拥护长文。强调“公能教育”应向“建国教育”发展，教育应与三民主义原则相结合，方能为“奠定革命建国之基础，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做出贡献。（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解放战争的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两个月之后，不满国民党腐败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访问天津，与张伯苓会谈。魏德迈询问张，此时美国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全体人民。张声称：“蒋主席为全国人民之惟一领袖，帮助中国全体人民，只有帮助蒋主席，惟有帮助蒋主席，始能帮助全体人民。”张还极力为蒋辩解，认为其多用武人在地方主政，“系由共党叛乱，暂时不得已之措置”；认为蒋“为少数人包围蒙蔽，未能了解中国现状”的说法不准确。（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319-042，台北“国史馆”藏）

　　其二、挺，即经济力挺。

　　1928年冬，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两年后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奉蒋介石之命考察平津高等教育。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张伯苓在重庆筹建南渝中学，获得蒋介石鼎力支持。1936年1月，张伯苓致信蒋介石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以“华北环境恶劣，支撑现状，事已非易”和“深觉全国优良中学之缺乏”为由，提出“拟在重庆购地建屋，先开办南开中学第一分校”，约需15万法币开办经费。

　　蒋介石当即“赞助拨款五万元为开办经费，后又承教部每年给予经常费用，学校遂得顺利进行”。1月30日，张伯苓在南京与蒋介石、吴铁城共进晚餐时，张借机向蒋报告在四川设南开分校。蒋当场承诺，再捐5万元。10月25日，张致信蒋，详细报告南渝中学顺利筹建状况。

　　1937年5月，蒋介石委托前南开教授、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转交张伯苓在川办学补助费，明确表示“如川省未列预算，准由中正设法另拨”。因此张伯苓在纪念南开四十周年校庆时公开致谢：“重庆南渝中学捐助开办费者，主席蒋公为第一人。”（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蒋介石承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精明老练的张伯苓以此为南开的“护身符咒”、“尚方宝剑”，由此打开寻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支持的“绿色通道”。他申请经费时咬定青山不放松，经常“念经”一句：“南开师生都感念领袖对南开的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潜台词说白了就是：南开又缺钱啦！

　　即使三校合并西南联大时期，蒋介石也为南开倾斜经费“开小灶”。经张伯苓请求，1942年3月和7月，蒋先后两次以行政院长名义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各拨付补助费10万元（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第421-422页）。

　　自1937年11月起，教育部总务司开始拨给南开大学国立经费，两个月补助费4666.2元，经费5000元；1938年经费13500元；1939年补助费30800元；1940年补助费30800元；1941年补助费29501元；1942年补助费30800元。被日寇炸毁的南开，通过国民政府的紧急输血，艰难重生。

　　蒋介石对社会贤达确实有雅量，对张伯苓本人也关怀备至。1944年南开四十周年校庆日，蒋亲莅祝贺；张过生日，蒋赠送手书条幅，以示礼遇；1946年，张赴美治病，蒋赠送医疗费1万美元；在美期间，张不慎腰部摔伤，蒋又委托驻美大使顾维钧赴纽约慰问，再赠医药费5000美元。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蒋对张关怀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武断地都视为“拉拢”、“腐蚀”，但也不能视为纯粹的君子之交，蒋有其长远的政治考量。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郑彦棻曾言：“主席尊敬张先生，是另有用意的。张先生是中国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国人对这位老先生都很尊敬。将来不得已必须采取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张先生出面组织国会，可为各党派所通过的。”（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其三、磨，即反复磨劝张入党从政、离开大陆。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至少三次邀请张伯苓加入国民党。第一次是孔祥熙让行政参事、南开校友张平群游说，被张以“不参加比参加更好”为由谢绝；第二次是贵州省政府秘书、南开校友郑道儒游说，张又以同样理由谢绝；第三次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来访，再次请他入党，他还是谢绝。

　　吴铁城临走时，将一张国民党党证放在桌上，党证的“介绍人”一栏赫然写着“蒋中正”。65岁的张伯苓碍于情面，难以退回党证让蒋难堪，只好半推半就加入国民党。张伯苓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办教育是为国，我入党也是为国。为怎样的国家呢？是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

　　蒋介石力挺南开办学，张伯苓对蒋投桃报李，积极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张被蒋选派为监委；1941年任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张也时常出现在中央训练团党团训练班的讲坛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南开认印《总理遗教暨总裁言论》，张立即答应个人认印100部，南开中学认印200部。

　　1945年5月，张伯苓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11月，他以13万余选票当选为天津籍国大代表，据说个人得票数居全国之冠。原因大致有三：一、本人威望极高；二、蒋介石授意，南开校友组建“公能学会”助选；三、执政的国民党站台。

　　“南开系”教育质量奇佳，人才辈出。学而优则仕，国民政府很多部长、省主席、市长都是南开学生。有人说，以前是天津的南开，今天是南开的天津。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70岁的张伯苓德高望重，天津媒体报道地方新闻时常常如此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这不仅表明南开校友杜建时尊重老校长，更凸显张伯苓在国内的政治身份和地位。

　　1948年4月，国民党导演“行宪国大”，蒋介石出任总统后，需要“民主”门面。此前他曾考虑提名傅斯年为考试院院长，傅坚决不从政，所以婉拒很干脆。一年前，蒋曾考虑提名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感动于蒋介石的诚意和亲笔信，曾有动摇，好在有弟子傅斯年这位高参，及时为他泼冷水、踩刹车，最终也婉拒。

　　考试院院长只是虚以高位，在五院之中最无实权，但在知识分子打堆的教育文化界，寻找一位泰斗级人物也不容易。蒋介石想到了张伯苓，多次致电和委托说客劝进。

　　6月15日，蒋介石致电杜建时转张伯苓：“兹谨请先生担任考试院院长，藉宣清望识，试政为国人所崇，士流遂瞻，依之愿中，亦将常承教诲。思维再四，非公莫属。”蒋深知张伯苓不愿从政，干脆来电“先斩后奏”，称“时间迫促，不及先征同意，并祈原谅。”（周利成、刘轶男选辑《天津市档案馆藏有关1946-1948年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一组》，以下简称《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蒋是半请半逼，张只好半推半就。

　　6月16日，张伯苓读了杜送来的电报后，婉陈恳辞：“（一）年老体衰，难任繁巨；（二）素乏行政经验，恐误试政。”（《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杜回到市政府，立即起草电文，当晚19时复电蒋，转告张的上述意愿和两条理由。

　　6月17日，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致电杜建时：“伯苓先生出长考院，业经中常会通过定案，如不允，就将使总统万分为艰。望就近尽力敦劝，请其打消辞意。”这封电报交出底牌，张任考试院院长已经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如不就职，将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权威的挑战。

　　杜建时无奈，自己摆不平，只好发动老校长好友和南开校友劝进。6月18日，杜致电吴鼎昌并转蒋介石，“谨当发动张先生契友及素为张先生重视之南开校友，分头向张先生进言，期上符钧座推进试政之至意。”果然，6月23日，东北合江省政府主席、南开校友吴瀚涛提前向张伯苓发来贺电：“顷闻大命将长考院，仰慕德辉，情殷立雪，谨电预贺。”（《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文胆”陈布雷也奉命做说客，来电恳请：“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

　　6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伯苓劝进。针对张此前的推辞理由一一解释，礼贤下士的诚意十足：一、年老不是问题。考试院设两部，“只须先生总擎其成，决不致事务太繁”；二、健康不是问题，“如先生以体力一时不便南来，则暂由副院长代理，以待尊体完全康复再理院务，亦无不可”；三、行政经验缺乏更不是问题。相反，院长任命众望所归，呼声很高，“此间群情响慕，一致推崇”，“请勿再辞，不胜公私交感之至”。（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70200-00024-0l7，台北“国史馆”藏）

　　杜建时在该电文上批示：“请秘书长子青兄持原电谒张先生。”梁子青送达电文后，张伯苓继续推辞，在原电旁亲笔写下歪歪扭扭的四行钢笔字：“一、身体□□（字迹不清，无法辨识，应为‘不好’之意）；二、无作行政事经验；三、行宪初期，恐误重任；四、另简贤能。”（周利成《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真相》）

　　6月19日，蒋介石再电张伯苓，对其“当此国家艰难之际”允任考试院长一职，“盖感风雨同舟之切”。（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10-120，台北“国史馆”藏）

　　盛情难却，张伯苓几经犹豫之后，终于表态答应：“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黄钰生、阎子亨等南开骨干都曾劝阻。黄说：“先生还能以您一个人的力量，去挽回颓局吗？”张叹了口气说：“唉！蒋先生叫我去跑龙套嘛，我就去跑一跑吧！”（黄钰生《关于张伯苓先生遗嘱的真象》）

　　张伯苓不会稀罕考试院院长，因为如想升官发财，机会多得多、时间早得多、实权大得多。民国初年，大总统黎元洪是张伯苓的同班同学，请他任教育总长，被谢绝；1926年，南开中学董事长颜惠庆在北京组阁，聘他为教育总长，又谢绝；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入关主持北方政局，邀他任天津市长，再谢绝。他对友人说：“我要做官早就做了，何待今日？”

　　南开学校创立，他就和严修立下约言：“终身办教育，不做官。”（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80页）客观而言，他接任考试院院长，不为官不为财，主因有二：

　　第一，有情有义。蒋介石待张伯苓和南开不薄，张性格中有鲜明的军人特征，豪爽而仗义，有忠君思想。第二，政治判断力欠佳。1948年国共决战已拉开大幕，傅斯年早就看透蒋介石和国民党，张伯苓仍未意识到国民党已是危机四伏、大厦将倾。

　　他还认定“戡乱在我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过于乐观。“确如老南开人所言，校长政治上患了白内障，迷信蒋介石，小看共产党”（张晓唯《教育与政治：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黄钰生《张伯苓先生追悼词》）

　　南开是张伯苓的命根，也是他的归宿。答应任职考试院院长时，他以“南开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南开”为由，附加两个条件：一、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二、院长任期仅为三个月。蒋介石默许，派张群赴津迎接。但教育部对兼任校长有异议，倒不是刁难。既有法律，也有先例。

　　法律限制是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先例限制是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未迅速辞去北大校长，傅斯年不爽他从政，更不爽他既然从政还兼任北大校长，跑到行政院和他大吵一通。蒋梦麟终于想通，辞去北大校长。

　　1948年7月6日，张伯苓赴宁就职。他手拿一把折扇，上台说了两句话：“兄弟对这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景德副院长管理。”他在南京对国民党的腐朽有更直观的感受，短短一个月后回天津，三子张锡祚问南京情况，他摇头叹息：“唉，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想兼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愿望也泡汤，10月20日，行政院免去他南开大学校长职务，任命何廉为代理校长。

　　11月12日，张伯苓即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南京考试院，飞赴重庆，在沙坪坝津南村南开中学的寓所，终日深居简出。几度辞职，未获批准。

　　12月17日，平津战役已无悬念。考试院副院长雷法章急电杜建时，告知蒋介石意图，“总统拟接伯公夫人南来（赴渝）”，“为争取时间计，似宜乘机。”同时，蒋介石亲电杜，考虑周密之极。“中央现拟遣机迎张伯苓先生之夫人南来，未悉其身体能否搭乘飞机，望速往约。如不能坐飞机，则应即由弟准备送其乘船来沪。如何，盼复。中正。”同日，杜致电张，告知：“总统拟派专机送师母赴渝，特先奉闻。”次日，杜又复电雷，“遵即洽张夫人，请即派机来接，迳飞渝。全眷共17人。”（《张伯苓参政活动函电》）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心向背，一目了然。张伯苓念念不忘辞职，蒋介石不断以“太极拳”应对。1949年7月初，张伯苓致电在台南的蒋介石，明确表示“惟老病之身，难供驱策。考试院事已一再请辞，望能摆脱，藉免尸位素餐之讥”，蒋介石批示由张群代送银元券1000元。8月31日，张伯苓致信蒋介石，表达在年初蒋介石引退后，“亟思追随钧座之后，退让贤路，藉示拥护钧座、公忠体国之意，爰即具呈请辞。”蒋介石复函慰问外并以“有关起居，弥深怀念”为由，“特致送二千元，藉资疗养之助”。

　　11月21日下午3时左右，蒋介石突然到重庆津南村，探望张伯苓。来意明显：重庆局势紧张，劝他离开大陆。张伯苓说：“您抬爱我了。”别的话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气氛十分尴尬。张夫人虽然识字不多，却勇气可嘉、见识不凡。毅然出来为丈夫打破僵局，让蒋吃了闭门羹，离开时还撞了头。

　　据张伯苓三儿媳瞿安贵回忆，张夫人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他离不开南开学校和学生们，也离不开3个儿子，他们都在北京、天津。他不能去台湾，更不能去美国。”蒋介石当时被噎住了，沉吟了一会儿，只会说：“啊……，嗯……。”慢慢起身告别。张送蒋到门口时，两人并立在台阶上，沉默无言，眺望远方。沉默了约1分钟，蒋下台阶走向汽车，没有低头上车，只听“咚”的一声，一头碰在车门上。张忙上前扶住，问“怎么了”，蒋介石忙说：“没事，没事。”这才低头上车，悻悻而去。（瞿安贵 口述、唐婧 整理《我的公公──南开创始人张伯苓》）

　　11月25日，国民政府公告张伯苓辞职。11月27日，蒋介石再次专程到津南村会见张，希望他随国民政府迁台或赴美。蒋当面许诺：张只要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蒋介石离渝赴台后，又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蒋氏父子的再三邀请。（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他会撑蒋的场，但不会放弃故人、故土、故国。

　　──栽培翔宇，助其成才、受其统战。

　　“张周关系”也有三个关键字：赏、统、护。

　　第一、赏，即赏识奇才。

　　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因家境清贫，张伯苓不仅免除其学费、书费、宿费，还安排勤工俭学，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末还时常邀请这位爱徒吃饭。

　　周恩来曾回忆：“我小时候，张校长总是在家给我们贴饼子、熬鱼吃。张伯苓视学校如家庭，视学生如子女，南开学生对他不仅尊之为师，而且亲之若父，师生亲爱精诚，如同手足，所以南开一直有‘家庭学校’的美誉。后来学生多了，不可能经常请去家里吃饭了，但他仍然定期找些学生代表座谈。”（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周恩来在校期间，品学兼优，领袖气质和潜力初显，不仅国文和数学成绩突出，而且社会活动能力极强。1915年1月11日，张伯苓在南开中学始业式上的演说词，就由校刊记者周恩来记录。7月，南开成立暑假乐群会，张伯苓任名誉总干事，周任总干事，负责全校暑期活动。1916年暑期，张伯苓率领南开新剧团编排新剧，挑选4名学生，其中一位周恩来。1917年6月26日，南开学校举行第十届毕业典礼，周恩来代表毕业同学讲话，获得“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梁吉生《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

　　周恩来与同学共同创办“敬业乐群会”，主持出版会刊《敬业》，并先后任《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等。《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是南开“允公允能”校训的典范。张伯苓与周恩来交往近40年，师生情深意切，曾多次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研究室《无尽的思念──深切缅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

　　1917年6月，周恩来中学毕业后，“大江歌罢掉头东”，去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前夕返回天津。1919年，南开大学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首期招收学生96人，分文、理、商三科。周恩来经严修、张伯苓批准，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

　　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两件镇馆之宝：其一、《周恩来入南开大学的注册登记表》。上面填写：“姓名：周恩来，民国8年9月入校，注册号：62（注：即学号）。”其二，《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照片标有“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撮影”字样，最后排左第一人就是周恩来。

　　大学期间，周恩来才华耀眼，活跃依然。利用业余时间成立“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今南开校友总会），自任“办事人”，为广大校友服务。他撰写《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并在校刊上发表《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号召校友广提建议，“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研究室《无尽的思念──深切缅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1919年末，张伯苓委托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可见对其器重和信任。

　　1920年1月29日下午2时，周恩来等学生领袖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齐集东马路讲演”。半小时后，到北洋政府直隶省公署请愿。“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周恩来《警厅拘留记》）遭到镇压，这4位代表均被逮捕。

　　这年农历春节，张伯苓到警察厅探望周恩来和南开其他被捕学生。4月7日，周由天津警察厅关押，移送天津地方检查厅。7月17日，南开中学被捕的“周恩来、马骏等和教师时子周、马千里等四十余人”，“经先生设法营救，才获得释放。”（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

　　南开校董严修和张伯苓商量，在南开设立“范孙奖学金”，一致同意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学生李福景旅法勤工俭学，周的革命道路由此切入“快车道”。严修特地给北洋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介绍信，又在严家账上为周立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托人负责转寄。

　　第二、统，即统战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将张周师生结成紧密的纽带，曾相互通信。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在瓦窑堡致函张伯苓：“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他还请“负华北重望”的张伯苓“一言为天下先”，促成各方“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开放假一天，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兴奋致词：“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龙飞、孔延庚《张伯苓与张彭春》）不久，南开大学收到周恩来化名“约翰骑士”发来的英文复函，感谢南开师生致电慰问，并希望同学们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谈道：“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请你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前代我问候。”

　　抗战期间，张伯苓多次致函周恩来，推荐进步青年赴陕北工作，重庆南开中学就保存其中一封。1938年1月16日，他致函周推荐：“兹有南开校友罗君沛霖愿到贵军作无线电设计制造及修理工作”；罗“考入上海交大机工程科”，“毕业后即服务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工厂，旋入上海中国顽强线电业公司部工作。为人聪颖干练，学力极佳。”

　　如此人才、如此专业，正是中共在延安渴求难得，当然欢迎，而且视为宝贝。1938年3月，罗沛霖进入中央军委第三局，参与创建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我国第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指导研制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第一代系列计算机。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苓以民族大义为重，撇开党派之争，以南开培养出周恩来为自豪。1938年5月，他应武昌中华大学陈时校长之邀演讲，公开称赞两校的两位共产党名人：“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

　　接着他又谈起国共合作共赴国难时艰：“最近，我乘船过三峡，过滩时，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协办动手绞滩，平安渡过险关，我有感于此，回来写了信给周恩来同学，我说国共两党只有同舟共济，协同努力，战胜恶浪，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吴先铭《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

　　同月，武汉的108名南开校友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集会，欢迎前来为南开募捐的老校长张伯苓。八路军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出席，并作为校友代表之一致词：“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两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

　　会上放映南开和校友的有关照片，当出现长征途中留着胡须身穿戎装的周恩来照片时，张伯苓用手杖指着对大家说：“这个脑袋要值十万块钱。”抗战前蒋介石曾以十万元高价悬赏周恩来首级。当即便有校友开玩笑回应：“校长，您可以领着周校友到蒋先生那里，向他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吗！”张、周和校友们听后一起开怀大笑。（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研究室《无尽的思念──深切缅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统战工作期间，常到沙坪坝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和南开师友，纵论天下大势，宣传中共方针政策，激励大家团结抗日。“师生二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到了下个周末，“周恩来依然照来不误。师生二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样。”

　　周恩来尊重老校长，但对老校长追随蒋介石越走越近，在政治漩涡中越陷越深，颇不以为然。张甚至对周说，要毛泽东“赶快把你们共产党的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1945年冬，军调处执行部成立，周恩来赴北平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丁履进谈道：“（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

　　第三、护，即庇护校长。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三番五次劝说张伯苓离开大陆，被张拒绝。据张孙女张媛和回忆，其中原委是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张老友傅作义告知张长子张希陆（注：原名锡禄）：“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邓小平来再作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恰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商量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张伯苓的学生），请王设法将周恩来的挽留之意告知张伯苓（马樱健《张伯苓拒绝蒋介石赴台要求 领悟周恩来挽留之意》）。

　　不久，隐居重庆的张伯苓收到寄自香港的短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期的笔名，张阅信后有如服下“定心丸”。他年事已高，叶落归根，有周恩来的关照和爱护，自然不愿背井离乡。中共执政后，周恩来确实庇护张伯苓及其家人，缓和大量的政治冲击（详见结局一节）。

　　1946年4月，张伯苓七十诞辰，很多南开校友和社会名流来南开祝贺，恰好有一付滑竿放在那里。周恩来与南开校友张厉生（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起在场的人拍手叫好。第二天校园内就传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一时传为美谈。（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第316页）

　　陶行知曾题诗《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在“两园桃李一手栽”句下加注说：“国共两党皆有先生高足。”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张伯苓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自豪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未完待续）

　　“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①

　　“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②

　　“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