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张伯苓（1876年-1951年），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1904年创办南开学校，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此后相继创办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等，形成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航母”群。西方戏剧和奥运会在中国的早期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中国话剧第一人”。 

　　源起：国帜三易  弃戎从教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889年，张伯苓以第一名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5年后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这年的9月17日，甲午海战惨败，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他不得不在家闲赋一年多，1896年春才去海军“同济”练习舰实习。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受日本逼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厚颜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 

　　1898年7月1目，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被迫将威海卫、刘公岛及附近岛屿和陆岸十英里范围内的土地租给英国。中国山东的威海卫原由日本占领，转为英国占领。“通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 

　　22岁海军军官张伯苓在中国的领土上，两天内经历“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重创心田，多年未曾淡忘。 

　　“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这是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演讲中，回忆自己创校动机。 

　　“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这是1947年，胡适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的描述。 

　　“亲身参与了这一场接收和移交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真是目击心伤，五内皆裂。”这是其子张锡祚在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中描述。 

　　张伯苓因此决心弃戎从教。1906年夏，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周树人，看到时事幻灯片中，身强力壮的中国人面临同胞被杀，只做麻木看客而无动于衷，备受刺激，因此决心弃医从文。国力衰弱，国运维艰，有良知的中国人没有坐以待毙。张、周两人就改变职业且奋斗终身，唤醒国民、教育国民。 

　　1898年11月，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回到天津，应聘严氏家馆。1903年、1904年，他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对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震撼，“知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敬业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定名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在多次演说中，表明对教育事业一以贯之。“教育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教育为终身事业，予于此至死为止”（《在南开学校第二学期始业式演说》，1919年2月24日）；“我认定救国在教育”，“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在南开学校欢迎新师长新同学大会上的讲演》，1921年10月25日）；“教育为改造中国之根本方法”（《在南开中学初中第十四次集会上的讲话》，1924年12月14日）。 

　　1929年7月12日，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英文演讲，重申教育救国的信念：“中国走出困境、解决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教育可为中国提供懂得如何奋斗的有经验、有准备的人才。这是我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十余年来投身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原因。” 

　　以张伯苓的声望和人脉，想当大官发大财，唾手可得，却矢志不渝，教育救国。南开校友曲有诚在《南开学校20周年纪念之真意义》中评论，“如果教育发达，官吏清廉，中国能不富强吗？”“中国的人民既然少有能创办南开这样学校的官吏，也不能爱财。惟独张校长能创立南开，甘居淡泊，这不能不说张校长是特出的人物罢。”（《南开周刊》，南开学校20周年纪念号，第4-5页） 

　　2008年8月29日，温家宝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讲话中热情赞扬张伯苓终生办学、矢志不渝的教育信仰。他说：“教育事业还是应当由懂教育的人办。张伯苓是位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是个日本通，写了《日本论》专著，曾用一句话简洁精准定位中日关系：中国强，日本则为妾；中国弱，日本则为贼。查阅世界地图，日本如入侵亚洲大陆，必先占领朝鲜和中国东北，以此为基地和跳板。日寇确实垂涎，就这么操盘。1905年12月22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扩大在东北独占的侵略权益。 

　　1927年8月，张伯苓主持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后，从上海乘船赴东北调查日本的侵略活动。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处心积虑进一步侵华，他忧心仲仲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认为“国人欲愿与之（注：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 

　　返校后他就亲自筹划满蒙研究会；11月14日，迅速在南开中学礼堂成立；1928年10月，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张学良受聘为研究会名誉董事，校长室秘书、1917届南开校友、精通日文的傅恩龄为主任。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赴东北地区调查一个月。5月7日，在南开大学国耻纪念会上，张伯苓作了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演讲。 

　　东北研究会活跃开展学术活动，取得一批学术成果。曾先后3次组织教授和学生到东北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在《南开双周》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出版“日本问题专号”，写出《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研究报告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伯苓又嘱咐傅恩龄，主要依据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选编《东北地理教本》。1930年9月28日，他因编辑时资料缺乏，致信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求助，请求邮寄其沿革资料至东北研究会。这封信如今保存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卷宗”中（戴丽艳《“南开之父”张伯苓与东北》）。 

　　1931年秋，《东北地理教本》发行，600多页、10余万字。它以翔实数据揭露日本侵吞东北的罪恶行径，“实为一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之时的忧患之书”（《〈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在南开大学发现》，天津日报2015年8月9日），“教育学生认识祖国的资源所在，因此遂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深切嫉恨。”（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24页） 

　　此时，因日本特务土肥原制造“津变”，武装骚扰天津南郊，南开大、中、女、小四部被迫停课。1932年初复课时，距九一八事变仅四个月，南开学生人手一本《东北地理教本》，而且是该学期所有学生的必修课。2015年7月，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搬迁新校区的过程中，发现这本珍贵的原版教材，校方当即决定重印此书。8月31日，重印版的《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光明日报社举行。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何炳棣1928年夏秋之间，11岁半考入南开中学。1932年秋，因学潮被开除（《南开双周》文章日益偏左，张伯苓胞弟、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勒令停刊，引发激进同学公愤。何炳棣作为高二级的出版委员，属于学潮中的“罪魁”）。作为亲历者，他给予《东北地理教本》、张伯苓、南开中学爱国精神极高的评价。 

　　他称赞这本教材“无疑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何炳棣《一个可以向全世界挑战的纪录》）；“南满铁路的统计资料是国际驰名的。这部南开独有的讲义，无论从质从量的水准看都是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他称赞张伯苓这个爱国壮举，是“一项定会引起炎黄子孙永远敬佩的史实”；称赞 “南开是一所很好的中学，而且可能是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值得钦佩的爱国学校”，“南开中学在近现代世界教育史上已赢得光辉不朽的一页”。他基于顶尖学者的一贯严谨，在考证法国《最后的一课》是艺术水准极高的虚构故事之后，得出结论：“南开中学笃笃实实的爱国业绩之居举世学校的前茅，应是不辩的事实了。”（《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9、38、46、50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伯苓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发表题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 

　　南开随后组织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在校园挂出一副对联：“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9月22日，张伯苓被公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领导广大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常说：“咱们南开办教育乃是一民主义，就是拯救中华民族！”（杨肖彭《我所认识的张伯苓校长》）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略上海，驻吴淞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南开组织募款队，张伯苓带头捐款500元慰劳抗日官兵。4月，他被推为天津市民总代表，接待前来中国调查日本侵华的国联调查团，出席调查会，并呈递市民意见书。 

　　1933年1月1日，日寇侵占山海关，他亲笔致函沙场将士：“努力杀敌，为国争光。”与天津名流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安置难民。3月16日，第29军在喜峰口激战，他致函称赞：“贵军喜峰口报捷，全国光荣，敝校逖听风声，尤为忭跃无似。”3月22日，致函宋哲元：“贵军捍御强敌卫国宣勤，丰功伟烈，至足钦佩。”又派遣四名师生，携带1000条毛巾、1000块肥皂、300斤糖果，奔赴前线以示慰劳。　 

　　1935年，日寇魔爪伸向华北，其天津指挥部和兵营就设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这年开学典礼，张伯苓问了全校师生三个问题，顿时激起全场共鸣，燃出爱国斗志。张问：“你是中国人吗？”师生答：“是！”再问：“你爱中国吗？”师生再答：“爱！”又问：“你愿意中国好吗？”师生又答：“愿意！” 

　　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样，张伯苓也预测中日之间必有大战，两人分别为清华、南开预留退路，稳定人心。1935年3月，张伯苓派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赴重庆沙坪坝，以2.8万元购地400余亩，筹建南渝中学（1938年改称重庆南开中学）。“当时国难严重，八里台南开大学临近海光寺日本兵营，在忧患中我们听到了校长要在大后方开设南开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线光明闪耀在乌云中间，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扩大，我们的情绪也就此稳定起来了。”（柳无忌《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张伯苓》） 

　　1936年8月下旬，重庆南开中学校舍完工，开始招考，投考者近千人。9月开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不足一年。他把400余亩荒地建成一座大花园，有教室、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学生宿舍、教职员住宅、食堂、医院、浴室、合作社、运动场、养鱼池，种植梅林等，一概俱全。就大后方中学而言，如此规模宏大、设备充实，实属罕见。参观的人惊叹：“张校长是个魔术师”。他回答：“我是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但是我随手又起来了，而且我今天又在建设着更雄伟更壮大的教育救国基地。”（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52页） 

　　1936年10月17日10时，南开中学成立三十二周年纪念仪式在瑞廷礼堂举行，1600个座位爆满，加很多小凳后，坐了2000多人。张伯苓发表演讲，说：“国人都知自强，我们民族便不致灭亡。我南开师生决不以现状自满，一定要继续努力，好达到教育救国的夙志。”天津市长张自忠听后很感动，起立即席发言：“南开是华北最有名的学校，个人非常敬佩；张伯苓先生的办学精神我更非常钦服……我们很期望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能够合在一起共同奋斗，来担负救国责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 

　　南开因国耻而生，伴国耻而强，张伯苓和南开师生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最前线。日本人收买张伯苓，被他拒绝；日本领事送樱花给南开，想从精神与心理上征服中国人，被他拒绝；日本侵华急先锋土肥原，曾命令侵华分子多田井和梅津美治郎，伺机除掉南开和张伯苓（魏宏运《从南开被炸看张伯苓精神》）。 

　　张伯苓从未屈服，展示了一位教育大家的浩然正气。“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也成为南开精神的核心。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张伯苓《为国为公，傻做实做》） 

　　193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北站体育场（现已拆除）召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任运动会会长，张伯苓任副会长、总裁判长，具体组织赛事。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五年后随汪精卫投日叛国）、于学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天津市市长王韬、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和英美意日德等国驻天津领事出席开幕式。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已沦陷，不能直接组织参赛，改由平津等地区的东北运动员代表组队。东北代表队入场时，运动员一律穿着白上衣、黑裤子的“丧服”，震撼全场。无声几秒钟之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观众的心被刺痛，热泪盈眶。 

　　好戏还在后头！此时，主席台正对面的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这时候，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这时候群众狂叫起来了。（黄钰生《张伯苓先生追悼词》）南开学生拉拉队还齐声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 

　　10月11日，天津《大公报》报道，“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会场里唯一令人注目的要算是南开拉拉队了。开会的那天，这五百位（注：人数与前段所引黄钰生悼词中所称人数有异）男女英雄在三万观众面前，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果然是一鸣惊人”；“‘中华民国万岁’、‘毋忘国耻’正在东北选手入场时列起来，加重了全场严肃悲壮的空气。” 

　　谁说体育无关政治？自“九一八”事变始，中国已开始抗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志和之责。南开拉拉队的壮举，会场上群情激愤的场面，让出席开幕式的日寇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气势汹汹地退席向张伯苓抗议。张据理一口拒绝：“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随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的结果是南京政府让张伯苓约束他的学生，不要有轨外的行动。张伯苓为应付上头的指令，把学生领袖们找来“训诫”了三句。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梁吉生编《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鲜明力挺爱国学生的爱国行为，在南开和中国教育界成为不朽的爱国佳话。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日寇对南开恨之入骨也爆发。7月28日，日寇侵占天津。当天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要轰炸南开大学。美国记者爱波斯坦在1940年3月译成中文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记录了日寇和记者的问答： 

　　雅致的受有英国教育的队长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外国记者同声而问“为什么！”“先生们，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这儿保有队伍。”一个记者说：“没有，当我今早在那儿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看到。”“但是该建筑是很坚固的。它们很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但是，这又有何理由去轰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先生们，南开大学是反日的基础。我们必需毁掉一切反日的基础。”    　 

　　7月29日凌晨，以南开大学为据点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从八里台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及日租界。下午，日军飞机重点轰炸天津重要设施及军事目标，驻守南开大学的第38师预备营即被炸死百余名官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津沽怒涛──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史话》，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日寇立即报复南开，报复我军抵抗侵略的正义行动。29日凌晨，从海光寺兵营密集炮轰八里台南开大学一夜。29日下午，日寇飞机投掷大量炸弹轰炸。30日白天，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下午派兵闯入校园，到处纵火。据中央通讯社7月30日报道：“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 

　　这场劫难导致南开损失惨重。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据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100法币＝30美元，转引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 

　　南开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灭、仪器设备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由大钟寺迁来，“是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破坏中国建设、屠杀中国人民。”（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47页）1948年夏，南开复校后入读的魏宏运在《从南开被炸看张伯苓精神》回忆，“残垣断壁仍然可见”。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张伯苓挫而弥坚，常用这句话鼓舞师生知难而进。7月29日晚，他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次日采访见报。7月30日晨，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到他在南京下榻的旅馆慰问，表示“大变敉平，政府必负责恢复该校旧有规模。” 

　　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陶希圣四位教育文化界名士，陈布雷作陪。中日国力悬殊，蒋、张虽是主战派，对抗战前途也悲观。据胡适当天日记，“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卷第658页）当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中华民族生死悬于一线，已到最危险的时候、最危险的处境，拼死抵抗尚有尊严和生机，不战而降耻辱永远，虽“生”如死。8月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张伯苓慷慨陈言：“此刻南开的校舍被毁的烟火未熄，只要委员长决策抗战，南开的牺牲有无限的代价，无上的光荣。我拥护委员长决策抗战……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 

　　张伯苓字字千金，掷地有声，高风亮节，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张、蒋之言，现场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光流逝八十一年，此言此情此志依然让中国人动容。 

　　南开因爱国抗日受到日寇疯狂报复，成为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张伯苓苦心经营的半生心血毁于一旦。这是南开巨大的损失，更是南开永恒的荣耀。同时激起中国教育文化界空前团结，也获得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人士的声援。 

　　《申报》在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即刊文指出，日机轰炸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毁文化机关”。燕京大学美籍校长司徒雷登说，“日军的暴行说明他们承认南开校园里有旺盛的爱国主义。” 

　　7月31日，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一文，义正辞严地正告日寇：“尽管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7人，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毁灭南开之暴行，要求“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 

　　8月5日，茅盾、郭沫若、巴金、郑振铎、胡愈之、金仲华、周扬、阿英、萧乾、钱亦石、艾芜、胡风、夏征农等56人，致函张伯苓等：“日寇夺我平津，摧残文化机关，南开、女师惨遭轰炸，继以有计划之烧杀屠杀，同人等无任悲愤，谨电慰问。”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联合国所属文化合作委员会主席墨莱致函《泰晤士报》称：“日本军队摧毁中国教育机关，可谓野蛮之极，吾辈为文化与人道计，特请足下加以谴责。”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教授90名，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称：“日本军队轰炸中国城市，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之下，为之发指，谨以阁下表示最深切之同情并声明将竭尽所能，以敦促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置，制止日本侵略行动。”（魏宏运《从南开被炸看张伯苓精神》） 

　　自1937年7月29日至10月初，日寇先后轰炸南开大学、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沪江大学、吴淞同济大学、南昌葆灵女学、武昌文学中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妄图先从文化上摧毁中国抗战的意志和潜力。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日机频频轰炸时说：“倭寇对我国侵略，不但欲吞我全中国，且欲侵凌世界及毁灭世界文明，故开战以来，对于我国文化机关，特别加以摧残，肆意轰炸……全国学校、全国民众，何以不抱与日偕亡之决心。敌人轰炸之弹愈烈，我人敌忾之心愈炽，是则敌人之轰炸，不啻我国之警钟也。” 

　　1937年10月，南开三十三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致电全国校友：“教育救国，苓之夙愿。此身未死，此志未泯。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未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号召南开校友像前线抗日将士一样，“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南开被炸毁后仅两周，61岁张伯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8月14日，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南京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殉国，年仅26岁。 

　　蒋介石为免他过于悲痛，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噩耗。直到1937年9月初，张伯苓抵达重庆南开中学后，才将锡祜殒命的消息电告。张看完电报，递给三子锡祚说：“你看看，老四殉国了。”又沉默一会说：“你看和你娘说吗？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伤心。”他的脸上红涨，涨得发紫，两眼湿润，但是竭力压抑着，不让一滴泪水流出来，接着又慢慢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48-49页） 

　　张伯苓决不屈服的抗战意志不仅强烈鼓舞了南开校友，也有力激励了全国军民士气。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社评以《南开精神》为题，说：“六十二岁的老人，三十四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并号召“全国同胞要发挥张先生讲的南开精神”。     

　　1937年10月，规模不大、学科不健全但声誉良好的私立南开大学，与两所顶尖的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再迁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翘楚和奇迹。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工作。1940年，重庆建立南开小学。 

　　重庆南开中学曾遭日机三次轰炸。最烈的一次是1940年8月，日寇轰炸机投了30多枚巨型炸弹，校舍损失甚重。张伯苓随即命人修理复原，学生课业照常进行。有人忧虑道：“日机再来轰炸，怎么办呢？”他坚定地回答：“再炸！再修！”（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52页）早在1938年，他在重庆南开中学更名典礼上就对全校师生和校友演说：“日本人炸得毁我们的校舍，炸不毁我们的爱国心。” 

　　张伯苓常驻的重庆南开中学，成为战时南开大本营和陪都教育重镇之一，美名远播国际，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吴努率领的缅甸访华团前来参观。威尔基回国后，在《天下一家》书中称赞张：“他的气宇轩昂，有学者严肃沉思的风度，但又具有一种温爽的幽默感”；“无论我们谈到印度、战争或者美国的大学，他的知识和判断，在美国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56页） 

　　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以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为国造士，特颁一等景星勋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勋章，奖励他抗战时公而忘私，不惜家庭、学校付出巨大牺牲。 

　　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中央通讯社编辑部主任唐际清致辞：“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19日，张伯苓返津，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十分欣慰，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