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土货：认识中国 服务中国

“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

　　1919年，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激荡思想之际，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此时中国大学仅有6所，其他5所分别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设大学部)。张伯苓是行伍出身，他的教育理念没有多少深奥晦涩，反而简洁实用，对南开影响至深至远。简而言之，就是“四化”：定位土货化，教学实业化，学生自主化，经费社会化。

　　──定位土货化，认识中国、熟悉中国、服务中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全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课程最全的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界大腕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杨荫榆、陈鹤琴、罗家伦等皆为其校友。1917年秋，张伯苓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教育一年。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办学模式以美国为蓝本，所用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多有留洋背景。“西洋化”(即“欧美化”)倾向严重，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称：“据说连解剖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解放后回忆：“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1928年考入南开中学的何炳棣回忆，“学校订的标准很高：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

　　1924年11月28日，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辛辣讽刺南开师生封闭转圈的“轮回”：

　　“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回国“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

　　作者犀利地质疑这不是学问，也不是救国。“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轮回教育》发表后，引发南开师生严重对立，矛盾日益尖锐。受此文影响，《南大周刊》又刊登多篇类似文章，言辞越来越激烈，终于掀起轩然大波。留美教师提出抗议，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要求张伯苓惩办撰文的学生。

　　张伯苓试图调解，收效不大，干脆以退为进，自己撂挑子迫使师生各自让步。张健解读，“先生毕竟武人出身，做事果断。他见调解不开，干脆以退为进说他这校长不干了，要离开南开。见此情景，师生双方很快做出了让步，学校这才重新恢复了秩序。”(郑心仪《张伯苓，南开的“巍巍大校长”》)

　　《轮回教育》事件以张伯苓主动请辞未果而平息，却让他深刻反思如何扎根中国国情办教育，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教学改革。1925年决定，除英文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改用国语讲授;从1927年起，南开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组织各科自编教材;又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

　　1927年，他在《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中分析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

　　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不再机械模仿、盲目照搬欧美教育，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确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什么叫做“土货化”?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诠释：“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张伯苓希望：“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张伯苓《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对于欧美制度，他认为不必全部“拿来”，而是有鉴别的“拿来”。“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1929年7月12日，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演讲，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价值，反对全盘西化。他说：“放眼当今世界诸国，中国堪称最古老国家。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同一时代，却幸存下来，而且始终生机勃勃，源远流长”;“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标志着南开由“西洋化”向“土货化”转型，标志着张伯苓“土货化”教育思想的形成(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标志着张伯苓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南开道路。蒋廷黻后来回忆，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