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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③

发稿时间:2018-08-07 07:12:00 作者:叶胜舟 来源: 中国青年网

叶胜舟

土货:认识中国 服务中国

“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

  1919年,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激荡思想之际,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此时中国大学仅有6所,其他5所分别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设大学部)。张伯苓是行伍出身,他的教育理念没有多少深奥晦涩,反而简洁实用,对南开影响至深至远。简而言之,就是“四化”:定位土货化,教学实业化,学生自主化,经费社会化。

  ──定位土货化,认识中国、熟悉中国、服务中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全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课程最全的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界大腕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杨荫榆、陈鹤琴、罗家伦等皆为其校友。1917年秋,张伯苓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教育一年。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办学模式以美国为蓝本,所用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多有留洋背景。“西洋化”(即“欧美化”)倾向严重,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称:“据说连解剖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解放后回忆:“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1928年考入南开中学的何炳棣回忆,“学校订的标准很高: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

  1924年11月28日,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辛辣讽刺南开师生封闭转圈的“轮回”:

  “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回国“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

  作者犀利地质疑这不是学问,也不是救国。“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轮回教育》发表后,引发南开师生严重对立,矛盾日益尖锐。受此文影响,《南大周刊》又刊登多篇类似文章,言辞越来越激烈,终于掀起轩然大波。留美教师提出抗议,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要求张伯苓惩办撰文的学生。

  张伯苓试图调解,收效不大,干脆以退为进,自己撂挑子迫使师生各自让步。张健解读,“先生毕竟武人出身,做事果断。他见调解不开,干脆以退为进说他这校长不干了,要离开南开。见此情景,师生双方很快做出了让步,学校这才重新恢复了秩序。”(郑心仪《张伯苓,南开的“巍巍大校长”》)

  《轮回教育》事件以张伯苓主动请辞未果而平息,却让他深刻反思如何扎根中国国情办教育,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教学改革。1925年决定,除英文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改用国语讲授;从1927年起,南开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组织各科自编教材;又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

  1927年,他在《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中分析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

  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不再机械模仿、盲目照搬欧美教育,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确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什么叫做“土货化”?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诠释:“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张伯苓希望:“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张伯苓《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对于欧美制度,他认为不必全部“拿来”,而是有鉴别的“拿来”。“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1929年7月12日,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演讲,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价值,反对全盘西化。他说:“放眼当今世界诸国,中国堪称最古老国家。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同一时代,却幸存下来,而且始终生机勃勃,源远流长”;“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标志着南开由“西洋化”向“土货化”转型,标志着张伯苓“土货化”教育思想的形成(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标志着张伯苓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南开道路。蒋廷黻后来回忆,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

责任编辑:刘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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