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叫我“周百科”

　　从学经济半路出家到搞汉语拼音，完全得益于好学的周有光在欧洲工作时对字母学的研究，而实际上，对各类知识的追求和学习贯穿了周有光的一生，他阅历丰富，博闻强识，是新中国最早参与百科全书编撰工作的成员之一。

　　晓虹：您还参与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工作，能给我们讲讲在这其中的故事吗？因为您的连襟沈从文先生还叫您“周百科”。

　　周有光：沈从文是我的连襟，他跟我开玩笑，叫我做“周百科”。我跟《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确是很早就有接触了。我在中学，我们图书馆里有《百科全书》，不过没有人去用它的。一进大学，差不多每天都要查《百科全书》，老师都指定你看《百科全书》哪一条，哪一条。所以呢，我觉得《百科全书》很重要。可是在国民党的时候，有好几次提倡《百科全书》，没有搞成功。到了解放之后，新中国搞成功了。

　　不是邓小平提倡，我们也不敢嘛

　　周有光：邓小平到美国，跟美国总统商量要办几届中美合作文化工作，当中一点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出三个人，美国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一个临时编审委员会。当时我的朋友说，我讲笑话你不要参加这个工作，你把帝国主义的东西介绍进来，明天你要被枪毙的。我们说不是邓小平提倡，我们也不敢嘛。的确里面许多东西跟中国是很矛盾的，所以这是中国开始有的，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要走出中国，要跟国际挂钩，这是许多挂钩的工作当中的一种。

　　晓虹：那么在您翻译中国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过程当中，有一些和中国矛盾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它翻译过来了吗？

　　周有光：这样子的，有矛盾的，就中国跟美国商量，稍微做一点小的修改。矛盾厉害的呢，就不行了。矛盾厉害的就拿掉，我们要跟美国人说，为什么要拿掉。它要能够接受，不能勉强的。因为这个翻译是双方的事情，要大家同意。可是美国人也是很迁就我们的。我们在1980年开始翻译，当时中国很穷，不列颠《百科全书》30本，还有2本目录，32本。我们中国人买不起，我们就把它压缩成简装本，后来到了1985年，重新翻译，扩大为20本。

　　谈婚姻：现在离婚的太多，夫妻应相互尊敬

　　在周有光的百年生涯中，有一个人几乎陪伴了他整整70年，他们从青年时的浪漫激情到中年的举杯齐眉再到老年时的相濡以沫，69年的婚姻生活，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和磨难，从未分开。这个人就是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张允和出身苏州望族，当时张家一共有四个女儿，个个都是才女，除了小妹嫁给了沈从文之外，其他姐妹的归宿也都非常显赫。

　　周有光：特别是我的老伴去世，93岁去世，应当算是高寿了，可是在我来讲，我们我们结婚七十年，我向来没有想说两个人少掉一个人，忽然少掉一个人了，当时这个打击还是很厉害的。

　　晓虹：您和张允和女士在一起生活了69年是不是？那么夫妻最重要的相处之道是什么呢？

　　周有光：我对于这个家的夫妇生活，我认为要重视一点。夫妇要有爱，这是当然的，可是他不光是爱，又包括着敬重。古代人讲“举案齐眉”，举案齐眉就是尊重对方。尊重对方，你尊重他，他也尊重你。所以我跟我的老伴开玩笑，我们每天喝咖啡，喝的都拿杯子，都是“举杯齐眉”，不是举案齐眉。这个小动作就表示相互尊敬，相互尊敬对家庭的幸福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现在离婚的太多了，这就是不会相互尊敬，相互尊敬了那许多问题都能解决。

　　谈恋爱：流水般的爱情，平淡悠远

　　晓虹：这是《温柔的防浪石堤》，是你当时写张允和的。写的特别美。

　　周有光：当时是80岁写的，写着好玩儿。

　　晓虹：这是当时你们俩私订终身时的情景吧？

　　周有光：我跟我老伴怎么认识的，我的丈人办了一个中学，是女子中学。那么我的老伴就在这个中学里读书，我的妹妹也读书，我的妹妹跟我的老伴是同班同学，她总到家里来玩，很普通的，这样就认得了。后来我们都在苏州，家都在苏州，放假了，找几个人，三五个或者五六个人都出去玩，很普通，这是第一个时期。后来大家也到上海了，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到杭州，到杭州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遭遇。我的老师叫孟宪忠，是有名的教育家，他要提倡一种叫“民众教育”。他在浙江省办了一个学校，在杭州做实业的。我的老师要我去帮他的忙，在他的学校里教书。那么，我的老伴张允和呢，她是在上海读书，那个时候军阀时代，江苏的军阀跟浙江的军阀打仗，一打仗苏州要到上海去打仗了。可是苏州到杭州（路）没有断，都是到杭州去借调，那时候有借调制度。杭州有一个小伙到浙江大学借调，是这么一个情况。在杭州一段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第三段。这个可以说是恋爱的阶段了，到杭州之后，环境优美。在杭州有许多有趣味的事，一个有趣味的就是我们到灵隐寺去玩儿，那个时候灵隐寺的风景非常好，现在已经不好了，都被破坏了。一个和尚就跟在我们后面听我们讲话。那个时候两个人恋爱不能手牵手的，两个人走出去要离开一段，那个和尚就跟在后面听我们讲话。我们走了一段看到一棵大树旁边有一块大的石头，我们坐下来了，那个和尚也坐下来了。和尚问我，说这个女人到中国来了几年了？我说来了三年了，我跟他开玩笑，他说哦，所以她的中国话讲的很好。因为我老伴的鼻子比普通人稍稍高一点，他以为是个外国人，这是个笑话。

　　晓虹：那当时觉得挑开这层纸的时候，您是做了哪些准备？

　　周有光：因为我们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恋爱，很自然的发展，没有什么冲动的。所以说不出一个什么道理来，写出来也是很平庸、平凡的，不像沈从文。

　　谈生死：听天由命、乐观豁达

　　沈从文和张家四小姐张兆和的爱情故事，在世间的沉浮辗转中已经成为一段传奇。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其实也并不像周有光讲述的这般平庸平凡。他们的婚姻经历了抗日战争中的丧女之痛、文革中的下放之苦，以及在这所房子里所经历的举杯齐眉……岁月流转，物是人非，对百岁的周有光来说，甘苦自知。

　　晓虹：您还写过一段话，您说张允和女士的去世就好象是，你本来是一辆自行车，结果现在自行车少了个轮子，那该怎么往下走下去呢？

　　周有光：是这样子，听天由命有两种：一种是迷信的，一种是科学的。科学是遵循客观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不是个人能够改变他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你找寻客观的规律，服从客观的规律，加以推进，加以利用，在这个上面我走在前面。个人也是这样子，国家也是这样子，这样子你就可以乐观了。乐观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积极的乐观，科学的乐观才对。我想起来有一个哲学家，西洋哲学家讲，他说“人必须死，假如人不死，人类就不能进步了”，这话一点也不错。这种动物的进步它是一代一代都要死，一代一代都进步，你没有办法的。那么我就服从这个自然的规律。自然规律是很残酷的，但是我不能不服从，这么一想，我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