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虹：要中西结合，而且还要有中国特色。

　　周有光：所以我们反反复复搞出一个方案来，给许多人看，提意见。收到许多信，这个方案前前后后收到四千多封信，外国人也提出了许多要求，中国人也提出了许多要求。我们要满足所有的要求，尽量地能够使他们满意，但是，不可能的。只能使最大多数的人满意，不是每个人的满意，所以到今天还有一些人不满意，那没有办法的。

　　毛主席拍板：要研究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晓虹：最后选择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包括当时选择用拉丁文作为字母的表示，当时有没有争论？为什么要选择拉丁文来做咱们汉语拼音的字母？

　　周有光：当时最大的争论就是用什么字母。毛主席跑到苏联去看斯大林，问斯大林说，我们搞文字改革，你看怎么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来就讲，要研究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根据汉字来创造的。搞了三年，搞出个方案来，大家看了都不满意。后来我们的领导吴玉章，吴老就跟毛主席说，我们搞了三年，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还不如用拉丁字母，就叫罗马字母了。

　　晓虹：在最后的推广的过程中，方案已经出来了，但是在最后往下实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阻力？

　　周有光：汉语拼音推广的时候，我们利用原来旧的一个叫注音字母方案，利用注音字母来推广汉语拼音。小学的教师都懂注音字母，所以很快就推广了。这个推广也很顺利。一种文化工具它本身要是搞得好，它自己会推广的。它自己会走出去的，所以在国内推广也是很方便的。起初在教育界里面用，后来到工商界都用，所有的商品上都用了。许多商品都注一些药品，药品上面的名称都有一个拼音名称，这是一方面。方案一出来就立刻在航空上面用。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刚刚是国际航空在发达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航空就涉及到地名，一个地名有几个讲法，几个拼写法，飞机也是要出事情了的。所以在航空界应该要提倡由联合国帮助地名标准化，我们的方案一下子就用上去了。所以说我们的工作遇到的许多条件也是比较顺利的。后来，联合国也就用了。再后来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这一路应该说是很顺利的。虽然有些人写文章骂，但没有关系。

　　汉语拼音的国际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并成为国际通用标准，让汉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不仅担负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人更容易学习汉语进而了解中国文化，更重要的，它也为汉字在信息时代更便捷地进入电脑立下了汗马功劳。

　　晓虹：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被定为国际通行的标准了，您自己是不是觉得挺欣慰的？

　　周有光：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跟国际标准，就是说汉语拼音的这几个字母，作为国内文化的工具，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意义很大。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封闭的国家，我们讲四海之内，没有四海之外这句话的。今天不行了，今天我们要走向世界，怎么走向呢？当然有好多方面，可是拼音方案确实是帮了一点忙。他们了解我们要学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学习起来）很困难，这也是一个阻碍。有了汉语拼音了，比较方便了。还有呢，有了汉语拼音，我们国内有许多工作好做。几个字母，它在管理方面又方便。

　　晓虹：您看，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用拼音了，在电脑上打字。那么您之前是怎么样确立这种汉字和电脑输入法之间的这种标准呢？

　　周有光：汉字有一个特点，一个字有好多个读音，这件事情是汉字进入电脑要发生的困难。那么开头呢，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快就跟上来了。根据汉字背后形体的特点来定一种编码，叫字形编码。按照字的形体来编成号码来，号码有的用1234，有的用ABCD，后来1234就不用了，都用ABCD了。这叫字形编码，也叫拆字编码法。要把这个字拆开来，再来编码。这种编码越来越多，一下子搞了几百种，后来搞了几千种，后来不得了，后来我每个礼拜都差不多收到一种。我就提倡我们不要再搞编码了，编码不是一条好的道路。虽然可以用，但这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要用拼音。用拼音来输入汉字。起初，很多人不一定接受我的意见，后来他们知道我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万码奔腾里面解放出来》。

　　半路出家：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在1955年进京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编制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40年代作为新华银行的高级职员赴国外开展工作。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

　　周有光：我的求学经历很简单，我是在本乡进小学和中学，我进的小学当时在我们本乡是最早的一个小学，叫做“洋学堂”，在那时就是私塾。后来到上海进大学，上海进的大学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教会学校，叫圣约翰大学。后来，我有机会到日本，到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了日文。后来有机会到了美国，在银行里面，是银行派我去的。工作很轻闲，所以我运用充分的课余时间读书。

　　晓虹：能不能简单谈一谈您在经济学领域的工作经历？

　　周有光：我在经济学学的东西主要不是学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学的是实用经济学。因为实用经济学对于建设中国好像是更有用处一点。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回国了。回国想在经济界里面做点儿工作，我回来运气也很好，一到上海我就到跟我同学有关系的复旦大学里教书，教的经济学，我是经济学教授。

　　后来在1955年，中央举行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叫做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去参加。因为我对于语言学、文字学我很喜欢，也看了许多书，也写过一些东西，所以叫我来参加。中央叫我留在北京，到当时新成立的一个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不行，我说我搞语言文字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总之复旦大学的校长也劝我改行，我就改行了。从此以后就放弃了经济学，就搞语言文字学了，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