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墓壁画，反映当时的女性生活情景。（资料图）

唐朝十两庸调银饼（上）和四十两庸调银饼（下）。（沈阳金融博物馆供图）

　　沈阳金融博物馆收藏着两块庸调银饼，它们经历了千年的时光，从唐代留存至今。

　　如今，这两块银饼的外表已失去了白银的光泽，在博物馆里极不起眼，但它们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反映唐代租庸调制的实物，也是这一赋役制度从兴起到崩坏的见证者。

　　四十两重庸调银饼目前国内仅发现一块

　　在沈阳金融博物馆的地下金库里，收藏着两块唐代庸调银饼，一块重十两，另一块重四十两。

　　“这两块银饼已经氧化失去了光泽，虽不起眼，但它们是我们馆里的宝贝，特别是那块四十两重的庸调银目前在国内仅发现一块，属于国家三级文物。”4月21日，沈阳金融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刘磊陪同记者参观时这样说。

　　记者仔细观察后发现，两块银饼的外形设计十分考究，不仅饼体四周浑圆，边缘处有整齐的隆起，类似古代方孔圆钱的外郭。记者注意到银饼表面上刻有铭文。

　　刘磊讲道，在被沈阳金融博物馆收藏之前，两块银饼一直在一位民间收藏家手里。2003年，他把银饼拿到国内一家知名拍卖会拍卖，但银饼包浆太厚，看上去好像黑色的铁饼，导致无人问津。

　　后来，这位民间收藏家将厚包浆去除，银饼上的文字才得以重见天日。其中，大银饼上的铭文为“罗江县天宝五年庸调银四十两专知官张语李德银匠王远”，小银饼上的铭文为“怀集县□□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陈友匠高童”。

　　“在唐代，银还未成为货币。在朝代更迭中，作为贵金属的白银很容易被回炉重铸，这两块银饼能留存至今十分难得。”刘磊说。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浙江钱币学会副秘书长李晓萍2006年出版的 《元宝收藏与鉴赏》一书，将四十两重的银饼收录了进去。经她考证，该银饼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存世的四十两重唐朝庸调银。

　　除了沈阳金融博物馆收藏的两块传世银饼，目前只有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过一批银锭、银板和银饼，其中银饼共22块，刻有铭文的4块。上刻“游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字样的银饼有两块，还有一块在铭文上内容一样，仅最后的“匠王定”变为“匠陈宾”，最后一块则刻有“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字样。而这些银饼都是十两。

　　庸调银不是货币，大部分被铸为器物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耿元骊告诉记者，庸调银与唐代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相关。

　　唐朝初期实行租庸调制度。武德二年（619年），朝廷发布了一次租调令，武德七年（624年）又发布了一次，称为赋役令。租庸调制是租调令和赋役令的合体。

　　作为唐朝征收赋税徭役的方式，租庸调制度具体分为租、庸、调三类。其中，租指的是每年每个成年男子要交粮食2石； 调指的是各户每年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布帛，种类根据地方生产特点而定； 庸则是指以实物代替徭役，当时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给国家无偿出劳力20天，也就是役，如果因某种缘故不能给国家出劳力，可按每日交纳三尺布帛来代替。

　　“租庸调大部分交的是实物，至于实物是什么，则根据当地情况而定。”耿元骊说，随着社会发展，中央会要求地方将布帛等折成另外一种物品，可能是黄金、白银。

　　根据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在开元、天宝年间,“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这种把庸调所收之布帛,折变成轻货（即金、银等体小而价高之物），运到京师国库的制度，叫做“变造”。

　　沈阳金融博物馆馆藏的刻有罗江县和怀集县字样的两块银饼，可能是罗江县和怀集县的庸调布帛折变为银，铸造成饼状，然后送交到国库的。

　　“当时，白银只是作为一种物品使用，并未真正进入流通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唐代还没有用银的习惯，其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贵金属存在。因此说庸调银饼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耿元骊说。

　　“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将庸调本来应收的实物转换成银钱已十分普遍。”刘磊说，庸调银源源不断地送到国库之后，大部分被铸为器物，少量赏赐给蕃部，很少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官府为图利将实物折变为白银

　　根据银饼铭文，可以推断出罗江县、怀集县应是庸调银的铸造地。

　　据耿元骊介绍，在唐代，产、贡银的州府共有67处,其中大多数位于岭南道。岭南道的辖境包含今天的福建和广东全部、广西大部、云南东南部等地区。怀集县位于产银区，以银代庸情有可原，而罗江县不在产银区，却也用白银代庸，这说明白银在唐代作为贵金属使用已经较为普遍。

　　“相较于以前的赋税徭役制度，唐初实施的租庸调制度更易实施且兼顾公平。”刘磊说。

　　唐代的租庸调制度统一按丁征收，不与田地的数量挂钩，这不仅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还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持续和稳定。特别是“输庸代役”的规定，使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特别是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租庸调制等一系列措施实施后，农民不再因赋税过重举家外逃，而是更加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刘磊说，唐玄宗前期，粮食获得大丰收，当时一斗谷物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几文钱，农户猛增至840余万。随着农业的发展，唐代的商业、手工业以及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最终进入开元盛世。

　　然而，进入开元盛世之后，租庸调制却逐渐遭到破坏。

　　耿元骊表示，一项制度一成不变地运转多年，肯定会产生许多弊病，租庸调制自然也不例外。

　　况且，租庸调制带有缺陷。比如，租庸调制规定了农民役期的最高限额，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这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因其缺乏灵活性，致使国家获取赋税徭役的量不能因时局变化而有所增加，特别是当战争频繁、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时，租庸调制愈发显得捉襟见肘。

　　为了改善这一困境，唐朝的官吏想了很多办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将实物折变为白银极为有利可图。

　　“官府要求农民将庸调所应缴纳的绢、绵、布、麻等折为白银，然而这些东西与白银之间的具体折算比率，显然不是由农民来定而是取决于官府，产生的差价则成为官吏剥削农民的重要手段。”刘磊说，一些官吏贪得无厌，严重破坏了租庸调制。

　　到了天宝年间，为了逃避租庸调的盘剥，农民纷纷选择逃亡。而战乱又进一步加速了租庸调制的消亡，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租庸调制几乎形同虚设。

　　经安史之乱，唐王朝控制的民户数量已不足200万。可以说，唐肃宗时期，租庸调征收额几乎微不足道。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

　　□本报记者/王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