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在《东岳论丛》撰文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撰文指出，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儒表法里”的根本性结构，“五四”启蒙运动“批儒不批法”的选择并未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发展和文化近代化过程的误解，这一情势甚至与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逻辑关联。但是，若想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缘由，就必须重返民国初年的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

　　民国成立之初便遭遇内忧外患的困境，共和政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控制力都很弱，“民国不如大清”、“今不如昔”的论调急速蔓延，政治复辟和文化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并直接导致袁世凯和张勋等两次复辟逆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就有针对性地喊出“民主”（这里的民主更多地指向“由民作主”、“主权在民”这一内涵）的口号以应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君主；喊出“科学”的口号以应对定孔教为国教这种带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和复古思潮。故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恰如其分、针砭时弊地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政情和文化基因，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阻击和对抗破坏民主共和的政举和国人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传统。类似批评五四新文化“批儒不批法”的论断并非基于基本史实，而是从现实中国的结果向前倒推历史发展的轨迹，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测和历史决定论的色彩，脱离开历史语境的历史解读注定会走向偏颇。

　　事实上，要回答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主潮是什么，要探求新文化人为何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以及反儒不反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耐心翻开当年的第一手文献。如在《新青年》1915年至1917年的3卷18号里，批判文化复古和政治复辟以及讨论国体和政体的文章，可谓期期可见、目不暇接。此外，还可以参看《东方杂志》《甲寅》《不忍》《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如果全景式地充分阅读这些文献，就不会出现以宏观思想史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地去阐释微观的具体问题那样的错误了。（崔方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