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洛克菲勒去世。20世纪70年代，大卫·洛克菲勒与时任的埃及总统萨达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及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帮助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首个在上述国家开展业务的美国银行。如其所述，他为美国和大通银行的经济利益奔走于全球，也为国际金融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出力。

　　尼克松访华打破中美两国之间的坚冰后，大卫·洛克菲勒在1973年来到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双方在深夜会谈了两个多小时。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成为了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

　　到了1976年，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部门贡献了其1.05亿美元营业利润中的80%。但这并不是彰显了洛克菲勒在拓展银行海外业务上的能力，反之突出了该银行在美国国内的落后表现。从1974年到1976年，该银行的利润下降了36%，而它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们——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汉华银行、摩根大通的利润都增加了12%-31%。

　　也曾有人为此指责大卫·洛克菲勒在海外度过了太多时间，忽视了在大通银行的工作，并非积极进取、有远见的管理者，导致大通银行远落后于花旗银行等其他竞争对手。大卫·洛克菲勒在其自传中写道：“有很多人说这些活动是不恰当的，会受到我在银行所担任的职责干扰。我完全不赞同。”对于他“所谓的外部活动”，他坚持认为，“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全球声望上，都给大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在大卫·洛克菲勒之友、曾任大通银行主席的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看来，“他不会作为一个伟大的银行家而名垂青史，他将作为一个真正有个性，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且忠诚的人载入史册。”

　　90多岁时还保持着会累坏年轻人的工作节奏

　　1974年的经济衰退一度重创大通银行，在低迷的房地产行业，该银行的贷款组合异常庞大。此外，相比1970年代中期的其他银行，大通银行拥有更多和纽约有关的担保，而当时纽约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在几个主要的银行中，大通银行有着最大的不良贷款组合。

　　在1974年，大通银行还陷入了一起丑闻。内部审计发现，大通银行的债券交易账户被高估了3400万美元，于此同时损失却被低估了。最终，1500万美元的净收入流失使得银行的形象受损。在197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货币监理局将大通银行列为“问题”银行。

　　大卫·洛克菲勒一边力挽狂澜试图扭转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衰落，另一边还解决了纽约市的金融问题。他参与纽约市政事务最早可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他提议建一个世界贸易中心。

　　1961年，他力促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华尔街落成了64层的总部。这笔巨大的投资盘活了这个金融区，也让世贸中心项目得以继续推进。

　　198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无节制的市政开支，纽约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大卫·洛克菲勒牵头联邦、纽约州和纽约市官员及纽约商界大佬共同出台经济计划，最终化解了纽约的财政危机。

　　与此同时，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业务也步入正轨。到1981年，他和他的副手Willard C. Butcher让银行满血复活了。也就是这一年，他把主席之位让给了Butcher。

　　从1976年到1980年，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收入翻了一倍以上，并在作为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资产回报率上超过了对手花旗银行。1981年后，尽管大卫·洛克菲勒已经从领导层退下来，他继续扮演着银行的“外交官”角色。如果他认为美国官员的政策错了，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批评。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也在大卫·洛克菲身上得以传承。在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先前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中，大卫·洛克菲勒承诺将自己过半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晚年时，大卫·洛克菲勒试图恢复其家族在纽约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中心绝大部分卖给了日本投资者，由大卫·洛克菲勒牵头的一个投资团队买回了其中45%的股份。

　　在耄耋之年，身家达27亿美元（2012年估值）的大卫·洛克菲勒越发热衷于慈善事业，对外捐赠了数千万美元，主要对象有哈佛大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他祖父1901年创立的洛克菲勒大学。

　　即使在90多岁的时候，大卫·洛克菲勒也保持着会累坏年轻人的工作节奏。一年中有大半年，他都在代表大通银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三边委员会满世界跑。

　　2002年，87岁的大卫·洛克菲勒成为洛克菲勒家族中第一个出版自传的人。当被问及为何要这么做，他用一贯低调的语气说道，“哦，我就是突然想到我这辈子还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