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世界各国对长征评价用得最多的一个词。
这其实是在告诉世界，长征是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史诗。
最伟大的史诗必定蕴涵着巨大的精神财富。
历史已经证明，实事求是是长征留给我党我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
我曾有幸参加解放军报的“记者接力长征日记”采访，踏访了红军从被动逐步转为主动的主要“转折点”——从黔东南的黎平出发，沿着崎岖坎坷的长征路，一直走到黔北，再由习水进入到川南、滇东北。
一路走下来，豁然感到，黎平会议后，红军能强渡乌江、攻克娄山关、取得遵义大捷、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等决定生死存亡的胜利，无一不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的结果。
正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长征最终才成为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里，一盏80余年前烟熏火燎过的古朴马灯,吸引了无数参观者。
“这盏马灯见证了长征中我党我军坚持实事求是的一段重要经历！”黎平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说，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势力较为薄弱的黔北进军。
双方交锋异常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性情一向很温和的周恩来被李德等人的顽固之举激怒了，“啪”地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熄了。
马灯再亮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采纳，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这是在“宁都会议”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黎平会议会址位于县城“翘街”的中部。由于在此召开了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会议，这条因两头翘、中间凹而得名的街道，被当地人形象地比喻为：“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它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盏照亮过长征历史进程的马灯，也因此成了老区人民心中的“黎明之灯”。
“毛泽东等先辈向‘左’倾顽固派‘说不’、拍桌子，那可是要冒‘抗上’风险的！”凡对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和党史工作者都说，那时，“共产国际大于一切”，和博古、李德等人作斗争，等于惹了所谓“太上皇”。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批判了“立三政线”和“调和主义”，周恩来等人就曾受到严厉指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直到遵义会议。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被解除了在红军的领导权。在顽固派们眼中，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还是个“局外人”，说话“名不正、言不顺”。
对此，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会没想过后果。然而，在老一辈革命家心中，红军的前途命运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正如黎平县文物管理所的解说词所说：“这盏马灯从被震熄到再亮，不仅告诉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心里装着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还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那就是为了‘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长征中无处不在。
一路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住所兼指挥所，全都是与战场连在一块。青杠坡战斗中，毛泽东为便于指挥，住在一间依山开凿的大石头下的土坯房中，面积只有约4平方米。战斗最危急时，他不顾警卫人员劝阻，爬到了头顶流弹乱飞的一个山头指挥战斗；朱德则把帽子一甩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和刘伯承上了一线……长征史专家说，毛泽东等人指挥的长征是一场“非常地域非常敌情下的非常战争”，他们必须冒着比指挥任何战争都要大的风险。而这种冒险，正是特殊环境中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如果还像李德等人按所谓“洋教科书”的理论来确定其指挥位置，那长征历史就得改写。
也正是如此，才充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它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就是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坚持实事求是不能瞻前顾后。
坚持实事求是来自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在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我们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经常照照这面镜子，对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增加无穷的精神动力。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里，有一张古铜色的约3平方米的桌子。每天，如织的游人总会争相拍照、留影。
“实事求融入了红军长征中的每一个细节！”身着红军服装的女讲解员总会反复向游客介绍：这张桌子见证了我党我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段艰苦过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革命家围着这张桌子，彻底批判了“左”倾路线的冒险主义、逃跑主义错误，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拨正了革命的航向。遵义也由此成了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转折之城”。这张桌子也被老区人民看成是“浸透了先辈们实事求是汗水的求实之桌”。
“遵义会议的结果来之不易！”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长征史专家费侃如说，三天的会议中，毛泽东等人和博古、李德等顽固派进行了“火药味”很浓的斗争。许多人为此拍了桌子。因为，博古在会上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对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到，并以“敌人过于强大”等理由作辩护。
周恩来措辞严厉对其作了批评，并深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力量的确强大，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第五次“围剿”失败，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已的特点，不承认中国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而一味以单纯的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术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而突围中，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就使敌人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红军要走出危机，就必须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成了后来形成的《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主要内容。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找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又取得周恩来的同意，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条件。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始了遵义会议。”
从“黎平会议会址”到“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80余年前，因受王明路线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8.6万人，突破4道封锁线后只剩下3万余人。如果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之“箭”，来射中国革命之“的”，英明决策，这仅有的3万余人，又将落入敌人30多万重兵在湘西布下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