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队》：中国特色调色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的胜利

　　《三大队》是中国现实题材电影的惊喜，是泛罪案片的惊喜，是中国特色调色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的胜利。该片的人物、情节框架、主题和创作方法论，为同类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的新经验。 

　　一、作为护道人的理想主义英雄 

　　《三大队》具有一种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却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感染力。落泪之后反思，共情最多的无疑是男主程兵那种理想主义的孤勇悲壮英雄形象，他的执着隐忍悲苦，深深地激发了观众内心的正义，以及一丝丝超越现实桎梏的理想火花。 

　　程兵的第一身份是能干的好警察，他自我认同的关键词是：伸张正义、铲奸除恶、尽忠职守、业务精练、舍我其谁。在开场戏份中，程兵是一个家人关爱、兄弟拥戴、同事服气、意气风发的刑侦大队队长；既胸怀宽广，又气场强大，是强大的正义护道人的形象。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审讯过程犯人意外身故，他和三大队的兄弟们都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入狱。程兵的第二个身份是囚犯，需要在监狱黑老大的喝斥之下清理厕所，痛苦而迷茫。程兵的第三个身份是一个执着于万里追凶的民间义士、一个格格不入的正义偏执狂和苦行僧、一个孤立无援地追凶的悲壮的犟人、一个锲而不舍躬身护道的殉道者。程兵的道是，正义一定要胜利！凶徒一定要伏法！精神如火炬，信念如磐石。 

　　程兵丰满立体的形象能立起来，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极致人物，他面对家庭破碎、主动艰苦追凶的人生选择，以及抗争命运错漏的憋屈和激情，特点很突出。其次也来自于其他角色的反衬、正明和反馈互动，以及情感的推拉。受害人父亲的茶叶蛋和鞠躬，激励了程兵；昔日同事的劝阻，刺激了程兵。兄弟们的重聚和协力追查，从侧面刻画了程兵的执着、正义感和荣誉感；兄弟们出于各种原因的陆续离散，反衬了程兵的艰难悲壮坚韧不拔。数年如一日的颠沛生活，悲壮艰苦万里追凶，更凸显了程兵那种类似于殉道者的道德感召力和情绪感染力。 

　　二、博采众长的框架和丰富厚重的主题 

　　从剧情框架上看，《三大队》博采了警匪片、公路片、法治专题片和剧情片的特点。影片前半段借用了警匪片的类型常规，其中还夹杂着法制专题片的法律精神。后半段则是采取了公路片的模式，程兵一路追凶，一路遇到不同的人和线索，遭遇了同伴不同理由的离散，内心在执着中痛苦蜕变，刻画出清晰的人物弧线。这些要素合在一起，却呈现出一种剧情片的效果：严肃的主题、刻意收敛的类型元素、社会性、人生选择的意义、命运的跌宕起伏作用于孱弱个体的后果。 

　　与多样化的框架相对应，影片的主题也是丰富的。在警匪片的框架里，凸显着影片的第一主题：伸张正义，铲奸除恶，维护法律的威严，颂扬英雄。在法制专题片的片段中隐藏着第二主题：对法律责任的呈现，以及侦破手段的演变，都彰显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步。在公路片的情节中浮现出第三主题：从又轴又犟到痛苦迷茫，甚至想回头想放下，但最终螺旋式强化了初心，得偿所愿。在整体的剧情片效果中，内蕴着第四层主题：面对命运的错漏和捉弄，程兵承受了跌宕起伏的人生苦难，他选择抗争命运修订命运，自己选择自己负责，万里追凶是为了正义，也为了他自己。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维度上的英雄。 

　　三 中国特色调色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 

　　从摄影、表演、服化道来看，《三大队》的主基调属于现实主义美学风格，这脱胎于原著故事的纪实风格，也奠基于编剧所擅长的现实主义剧情片手艺。导演团队在保留剧本的90%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的修饰、升华和强化，突出了本片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力量。 

　　但是，仅有现实主义是难以达到成片的艺术效果的。《三大队》在方法论层面最重要的经验在于，探索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调色板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挖掘纪实剧情片的内在力量，以情与法的冲突张力突破了题材限制，以普通人追凶成功的传奇性吸引人，以真挚澎湃的情义感动人。同时杂糅了警匪片的常规，以侦破线强化戏剧性。在打击人贩子段落插入了浪漫主义手法，拍出了一种动作片中侠盗见义勇为的帅气范儿和高燃情绪。最终，造就了一部有社会生活广度、立意高度和情感温度的佳作。 

　　之所以是中国特色，是因为本片的剧情演绎完全是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群像是本土化的，主轴是一个民间义士用笨拙的土办法默默地追凶。这个题材如果用好莱坞的方式来拍，一定会成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以法外手段加科技手段追凶惩凶的动作爽片。但是主创们呈现的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本土故事，塑造的是一个执着隐忍坚韧不拔的悲壮英雄。 

　　更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偶尔流露出的悲悯与同情，无形中提高了本片的艺术段位。《少年壮志不言愁》和《人间道》两首歌曲对情感的渲染，亦恰到好处。 

　　（刘藩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