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天的时候真想马上逃离北京。”

　　——刚刚大学毕业的赵倩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一说起雾霾，她对未来的生活就忧心忡忡。

　　雾霾何日不再来

　　去年底以来，部分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强对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距离百姓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距。

　　主持人：雾霾的成因是复杂的，各地采取治理措施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如何看待雾霾天的产生?

　　毕军(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从雾霾源的构成来看，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以及工地扬尘是污染的最主要来源。三者加起来基本上占到80%以上。

　　魏复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散煤燃烧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其对雾霾的影响不可小觑。农村烧1吨散煤比火电厂清洁燃煤50吨排放的污染物都高。

　　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关注一般性，也要关注特殊性。2015年底的雾霾还有个特殊情况，主要原因是超静稳天气持续时间长。我分析，这次更多的是受锋面逆温的影响，暖湿气流正好在京津冀地区与冷气流相撞，热空气上升造成了大的污染带，而且强度很大，没有大的天气过程很难破坏这个污染带，而以往这样的逆温更容易出现在海上。

　　主持人：各位对机动车限行等措施怎么看?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怎么理解?

　　毕军：机动车限行只是治理大气污染的一个治标办法，从机动车尾气治理的角度看，减少汽车尾气里的污染物含量更为关键。我们应该不断提升燃油品质，同样的一升汽油，品质不一样，污染物的排放完全不一样。品质好的汽油和差的汽油污染物排放能相差四到五倍。

　　当然，约束个人过度的消费行为，压缩高能耗的工业项目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当我们的物质消费适可而止的时候，就会减少经济发展的压力。

　　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需要我们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做出更加科学的改变。我们不能期待过着高能耗的生活而享受低污染的环境。

　　陈蒙蒙(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厅厅长)：中央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江苏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人口密度大、开发强度大、经济体量大，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江苏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生态环境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好与环境的关系。同时，江苏已被国家列为区域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省份。我们将改变以往“等比例、一刀切”的做法，指导各地处理好利用环境容量、控制排污总量、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增强区域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性。

　　主持人：雾霾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此怎么理解?

　　陈蒙蒙：雾霾治理不能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我们要对产生污染源的这些领域全面系统地开展工作。今年江苏在能源、工业、交通、建设、城乡五大领域，将开展1437个大气治理项目，包括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清洁能源利用、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范围、落实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措施、确保火点同比不上升等。

　　国家已经有了长三角大气治理的合作机制，要充分发挥这个机制。去年我们保青奥，就充分应用了这个机制，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全部联动。

　　杨震(全国人大代表、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我认为，治理雾霾应该专业立法先行。雾霾困扰着许多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上的一些不足，特别是没有将环境所涉及的大气、土壤、江河湖海中的水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制定相互衔接而完善的环保法规。同时区域间立法缺乏一致性，这对于跨越区域的大气治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我们应将大气、土壤和水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体化治理，在立法、监管和治理上都要树立整体的概念。

　　主持人：治理雾霾，还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包景岭：农业生产对大气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秸秆焚烧对大气产生直接影响，而秸秆还田腐烂也会产生甲烷等挥发性有机物，所以除了“五控”之外，“控农”也十分必要，需要引导农民正确处理秸秆。

　　对因控制排污可能引起的竞争不公平问题也需要重视。一些企业为了保护大气加上脱硫设备，但随着成本增加产品售价也会增加，如何通过政策来完善和保障公平竞争也是十分重要的。

　　整理：杨绍功 李鲲; 主持人：何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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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酒店改建为养老院后，很多人说我脑子出了问题，但我认准了要搞养老，因为我也会老的。”

　　——北京市丰台区铁匠营街道养老照料中心院长王建良说。

　　养老：不该为床位揪心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代，公办养老院人满为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公办养老院为何“一床难求”?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当下，养老如何破题?

　　主持人：从目前情况来看，在大中城市，公办养老院床位紧张，尤其是一线城市，几乎“一床难求”。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润健(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区。这些地方交通便利、医疗资源集中、社会养老需求大，公办养老院价格也比同等水平的民办养老院低，加上老人对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更加信任，所以“一床难求”问题比较突出。

　　黄元龙(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老年服务处处长)：“一床难求”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养老机构有其自身特殊性。因为床位是有限的，而且替代率比较低，住满后，后来者想入住，就得等候。这不光在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去年，浙江省养老机构入住率在66%左右。为什么还有空置?一方面，是因为这几年养老机构大发展，而养老机构要住满一般需要七八年，一个大型养老机构5年内入住率能到5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有不少养老院，特别是农村养老院条件较差，虽有床位但很多老人不愿意去。

　　方嘉珂(天津鹤童养老院创始人)：国家投资兴办养老院的初衷，是要起“托底”保障性作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公办养老院把收住人群锁定在生活自理、能歌善舞、吟诗作画的老年群体上，那些无权、没钱但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自然“难求一床”。

　　主持人：对于在地理位置、服务、收费等方面存在优势的公办养老院，导致“一床难求”的原因之一是对收住的老年人没有明确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的界定。

　　方嘉珂：应该公开入住公办养老机构者名单，不能再冒用纳税人的钱来赡养健康、低龄、生活自理的老人了。

　　周润健：作为“保基本、兜底线”的公办养老院，应当提供救助性和保障性的基本养老服务，服务对象应当是三无、五保、高龄、失能、失独等存在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回归“保基本、兜底线”本位。

　　方嘉珂：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应就地转为“民办非”登记，变政府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方式为向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的老人购买服务方式。同时，要培育和兴办专门面向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老人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柴海燕(杭州市雍柏荟老年护养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仍旧存在定位不明确不清晰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政府在其中应该起到的作用是托底，而把其余市场份额归还市场，让市场来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

　　主持人：公办养老院排长队的同时，民办养老院却遭遇“住不满”的窘境。市场潜力巨大的民办养老院缘何遭遇“成长烦恼”?

　　张文革(天津市龙福宫老人院负责人)：公办养老院是政府“亲生”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房子无租金，员工工资由财政拨款，水电气暖都不是按市场价格上交的。反观民办院，这些费用都要算进运营成本中。仅房租一项就占掉一半的收入。

　　周润健：最近我在天津一些民办养老院采访时了解到，除了持续上涨的房租给民办养老院带来生存压力外，养老护理员岗位招工难、留人难也是民办养老院的一块“心病”。

　　张文革：养老护理行业确实很辛苦，脏、累、苦、待遇差、工资低不说,有时碰到那些脾气古怪的老人，确实很难伺候。近两年，虽然我们在努力提高工作人员待遇，但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李久茹(天津市劲松养护院院长)：由于人手短缺，民政部门组织的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培训我们很难派人去参加。

　　方嘉珂：虽然全国各地现在都在努力实现100%持证上岗的目标，但目前的情况是培训一批走一批。

　　张文革：近年来，为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有些政策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傅企平(全国人大代表、宁波滕头村党委书记)：要避免养老院“公热民冷”的现象，关键还是要错位发展，养老需求的层次结构不一样，民政部门应该积极引导，按照不同层次需求来开展养老院建设，满足养老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整理：周润健 商意盈;主持人：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