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老百姓关注“十三五”，也期待“十三五”。为此，本刊针对百姓热点诉求，通过半月谈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调查。调查一共设计了17个选项，参与调查者可以从中任选自己最关注的十大民生话题。调查一共获取5294份有效问卷，编辑部根据投票情况选出了“原汁原味”的百姓最关注十大民生话题。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有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华社记者以及基层群众一起参与讨论，回应百姓期待，为“十三五”建言献策。

“现如今，高峰时段不堵才是不正常的，更别说碰上极端天气了。”

　　——2016年1月的最后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让省城合肥一片银装素裹。随之而来的，是各个主干道爆发性拥堵。对此，在合肥开了16年出租车的王令如是说。

　　城市交通别总堵在路上

　　“堵”，已成为人在囧途的闹心词。在各地大力倡导公共交通出行、大力营造畅通工程的今天，缘何堵情依旧?

　　主持人：现如今，堵车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它正如病毒一般迅速扩散，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小城镇也开始拥堵，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诺(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关注。在高德交通大数据监测的45个城市中，对比近两年各城市高峰时段拥堵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发现：2015年有44个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地区，拥堵都在进一步加剧。其中，加剧最严重的5个城市分别为广州、成都、长沙、郑州、杭州。

　　与此同时，在一些快速发展的二三线城市中，道路拥堵也广受市民诟病。从我的采访经历来看，现在哪怕身处小城，堵在路上也快成了常态，有时候三四公里的路程，一碰到堵车，开车得花1个多小时，甚至不如走路快。

　　李祥斌(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合肥的情况不容乐观。近年来，合肥的城市交通建设已经步入全国第一方阵，可是仍然难挡堵点增多、高峰时段变长，公交司机的感受很深刻。

　　主持人：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地通过扩建道路、老城区改造、限行等诸多政策治堵，收效却并不明显。

　　黄筱(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分析一个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城市路网布局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形态、人口分布等需求因素，缺乏对交通问题的协调研究，从而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与路网布局的失衡。与此同时，公共交通乏力，分担率低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

　　郑黎明(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巡视员、省治堵办副主任)：现在许多大城市拥堵问题严重，治理能力赶不上城市发展速度，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的短板，规划没有跟上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要求。

　　王云飞(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我们必须承认，车越来越多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城市私家车保有量逐年增加，正加速道路拥堵的形成。私家车呈现高速度发展、高密度聚集、高频率使用的“三高”状态。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治理举措，在思路上有一些偏差?

　　顾大松(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这点上，我认为以车为本的治理思路就是一个典型，单纯地增加道路就是以车为本。以车为本的治理思路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的拥堵状况。城市道路畅通工程是许多大城市的一项重点工作，路越修越多，反而刺激了交通需求，道路的增加赶不上交通出行需求的扩大。仅仅只是拓宽道路，增加道路，根本无法缓解交通拥堵。

　　应该将以车为本的思路转变为以人为本，驾车人和非驾车人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要理性平衡两者的冲突。要把中心城区的部分道路让给行人和绿色出行者。同时加快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舒适度建设。

　　王云飞：现在一些地方常常把限购限行限外作为治理拥堵的方法，其实“限”这种交通管制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不能将其常态化，它违背了正常的公共出行需求规律，违背基本规律后会造成系统紊乱，矛盾重重，治标不治本。

　　主持人：治堵，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

　　陈诺：去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多年后重启，意义重大，也让大家充满期待。

　　解决拥堵等大城市病的关键，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堵病的彻底治愈尚需从城市治理的大视角通盘考虑。

　　虞纯(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公司公交车司机)：我认为治堵的关键是“疏”。大城市可以通过建设新城区和卫星城引导人口分流，形成一个公共服务设施完整的生态圈，减轻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二三线城市要汲取大城市教训，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李祥斌：我想除了继续加大建设公共交通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研究制定公共交通监测评估与长效机制、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场站综合开发制度、票制票价制定制度等，同时通盘考虑“错峰出行”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黄筱：我比较关注智慧交通的运用和推广。要加快智慧交通的普及，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交通管理，尤其在面临交通事故与恶劣天气时可以及时提供预警，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顾大松：我也同意。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定位功能、出行数据都能成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力工具，同时“拼车”“顺风车”等这些以共享经济理念为出发点的新业态，不仅提高存量车的利用率，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的购车需求，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

　　整理：陈诺 黄筱 主持人：何晏

“没有稳定的就业，发展注定不可持续;没有高质量的就业，百姓注定不会幸福。”

　　——在谈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时，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这样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

　　新常态下，经济在转型，结构在调整，一些过剩产能必须压减，不少传统行业正在兴起机器换人……这些都是“十三五”期间我国就业面临的新形势。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保卫我们的就业?

　　主持人：请问，各位对当前就业情况有何见解?

　　罗明忠(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各项经济数据指标基本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但是，就业指标还不错，超额完成了年初定下的任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同样的GDP增速下，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比第一、第二产业都更为突出。因此，虽然GDP增速放缓，但构成改变了，这对稳定就业形势作用巨大。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各地都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尤其是大力推动“双创”，也为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王骏勇(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就我的观察，现在就业形势总体还算平稳，保持动态的大平衡格局。比如江苏实施了新一轮促进就业创业政策，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13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3.1%以内。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压力，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用工成本持续增加，技术升级加快，出现机器换人趋势，一些技能水平有限的产业工人就业受到一定冲击，但高素质劳动者、高技能人才依然缺口巨大。

　　叶含勇(新华社四川分社成都记者站站长)：我对成都的情况比较了解，就说说成都的情况。总体上，就业形势稳中有升，但压力仍然较大。具体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与难点：一是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但企业的用工需求与求职者就业意愿、技能状况存在结构性矛盾。二是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结构调整引起区域性、行业性就业变化将更加明显。比如2015年成都市工业新增就业的产业占比下降达7.38%。三是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就地就业，2015年，全市劳务输出同比减少7.71%，这既是注入成都发展的一股新力量，也为成都的就业形势带来了压力。

　　主持人：“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换挡、化解过剩产能、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大吗?

　　沈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这些变化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也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趋势，不可能不对就业形势带来深刻影响。我觉得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导致就业岗位收缩。我国GDP上升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30万～150万人就业，反之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必然会导致就业需求下降。尽管国家已充分权衡了经济增长与保障就业的关系，但经济增速放缓将对就业空间拓展带来一定难度。

　　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就业新机遇。以江苏为例，2013年全省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5%，此后逐年递增，这表明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初步成效，整体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这对就业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新契机。

　　三是新动力对人才素质带来新挑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长期性，创新驱动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目前转型升级初期，会出现需要就业群体的能力与经济发展匹配程度不升反降的现象，就业难度可能在短期内加剧。

　　李倩薇(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沈厅长的分析非常全面。就我自己所见，我觉得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可能造成隐性失业显性化，部分困难企业分流的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偏低，对新兴产业适应能力差，转岗就业难度大。同时，新成长的知识群体供求不匹配，一线技工和青年普工长期短缺。总体来看，就是就业结构性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

　　王骏勇：我对这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深有体会。比如建筑业，去库存压力大，新开工项目减少，对建筑工人的就业影响将是较大的。但是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就业也要随之调整，可能淘汰下来的一批建筑工人，又转移到了其他行业、领域。这会有一些阵痛，但总体来看是可控的，会呈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主持人：机器换人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潮流吗?它对就业尤其是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如何?

　　沈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特别是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机器人生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从事简单操作的低技能型的劳动力，这应当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潮流。

　　罗明忠：机器换人确实是一种大趋势，对于企业而言，它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效率。机器换人是会造成部分劳动岗位的流失，个别行业甚至会出现相对高比例的流失，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工人可能只是转岗，并不一定都是失业。

　　再仔细分析机器换人，换的主要是什么?一是重体力劳动，二是简单重复的劳动工序，三是高污染、对人体有害的高危作业岗位。这些都是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的就业必然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机器人是要靠人设计、开发、操作、维护的，随着机器人的大量使用，新的就业岗位也将不断涌现，如果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等途径，提高他们的技能，那么机器换人至少对部分农民工的就业不是挤压，而是提升。

　　叶含勇：我对机器换人有一点不同看法，我认为它不会快速蔓延开来。机器换人首先是一个人工成本与机器成本相比较的问题。如果就业形势不好，人工成本低，企业可能并不会选择机器换人。此外，机器人技师、工程师的短缺，也是机器换人的一个制约因素。

　　主持人：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就业形势与此前相比有新的变化。基于此，各位对“保就业”有何建议?

　　叶含勇：保就业，每个人自己肯定都会想尽办法，提建议主要是对政府而言，政府应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成都，政府主要是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最近又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加快打造西部人才核心聚集区的若干政策》，打算通过多种途径，鼓励人才聚集，形成创业高地。这对于稳定就业能发挥基础性作用，也是政府应该做的。

　　黄浩苑(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我认为保就业，政府最该发力的环节是工人培训和职业教育。不管是机器换人、结构调整还是化解过剩产能，一些岗位流失是必然的，但岗位流失不等于工人失业，他们完全可以转岗。这其中，关键就是技能需要更新、需要调整。但工人仅仅依靠自己实现这个转变很难，政府在其中必须要有所作为。

　　罗明忠：做好培训工作确实是很重要，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十分重要。第一是降成本，努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第二是搭平台，人尽其用。政府对就业大局的把握非常重要，一方面掌握市场的变化，及时发现岗位流失的情况和市场新需求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劳动者的转岗需求。通过搭建平台，促进信息的有效对接，减少盲目流动，对稳定就业也十分关键。

　　整理：王骏勇 叶含勇 黄浩苑 主持人：高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