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来，在赣南的于都河岸边，许多人在寻找一群年轻人北上后的消息。

　　这群年轻人是红军战士，据后人统计，出发时，其中的战斗员平均年龄不足20岁，指挥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他们大部分人从没拍过照片，没留下文字，活在家族中的口口相传里，甚至现代画家只能通过后代的模样来模拟，画出他们的脸。1934年秋天，这群年轻人在红军队伍中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很多再没回来。

　　所知的信息太少。于都县东门渡口附近，已经建成一个植被繁茂的公园，桂花正在飘香，许多人在此纳凉，散步。红军后代王慧群经常在这出演情景剧《告别》，她扮演一名村中的阿嫂，送红军战士渡河。根据可考证的史料，这里正是红军战士们渡河的地点之一，河水静静流淌。该剧目几十个演员，其中多是红军后代。他们无偿参演。

　　王慧群今年70岁，5年前第一次演出时，她哭得厉害。剧目中，她朝着河岸挥手，她想象着，素未谋面的奶奶如何把年轻的父亲送去参军。父亲在2005年去世，她觉得对父亲长征以及后来的革命故事，知道太少。成长中她不愿意听父亲讲长征，觉得是一种说教。直到父亲晚年中风偏瘫，她请假半年在家照顾，为了让父亲恢复语言功能，她聊起这些话题，还特地办了一张图书馆借书卡，去查关于长征的历史，进而和父亲交流。可惜父亲的言语已经含糊不清。

　　如今，她还有许多北上的故事想要知道。不久前，她询问豆包，“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二师在湘江战役中担当什么重任？”她知道这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她想推测父亲在其中经历过什么。

　　92年前，8.6万多名中央红军战士在这渡河开始长征。其中于都籍战士有1.7万多名，他们很多人是在出发前加入队伍。到新中国成立时，这1.7万多人中，仍在世的只有277人。王慧群的父亲王志贤是其中之一。

　　大量名字不知失散在何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烈士摸排过程中，于都县许多家庭收到一张证明，在“牺牲地牺牲时间”一栏，只写着：北上无音讯。

　　江西省于都县东门渡口，又称长征第一渡口。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的八大渡口之一，1934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其由中央机关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这里迈出长征第一步。

　　一 告别

　　92年过去了，于都县人仍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红军从此出发的故事。如今，这里有长征源合唱团、宣讲团、演绎团，成员加起来超过一千人，其中多是长征后代。长征源合唱团经典曲目是《长征组歌》，其中，许多演唱者印象最深刻的曲目是第一章，《告别》。

　　对于都人而言，长征的故事从告别开始。

　　于都河从整个县穿行而过。据史料记载，当时，部分河面宽600多米，水流湍急，河上没有一座永久性桥梁。渡河在夜间秘密进行，红军在全县各处的8个位置渡河。他们用渔船、木板搭建浮桥，傍晚搭建、凌晨拆除，规避敌人侦察。渡河持续了4天。其中包括患恶性疟疾尚未痊愈的毛泽东。

　　那是一个艰难的历史时刻。大多数战士不知道要去哪，要走多远。有人告诉新婚妻子，要到敌人后方去，很快回来。

　　张小平是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馆长，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理长征口述史，为博物馆收集展品。他介绍，他们没有发现长征出发后的家书，博物馆如今保存的7封家书，均来自长征出发前夕。

　　战士欧阳洪长那年9月写信给叔叔：“叔台，至今写信给你，问你家中大小平安吗？侄在前线不之（知）你家中怎样？关于今年的谷子割到了多少？……再托布草鞋两双。”这是北上前他留给家人的最后消息。1949年后，家人只得知，他北上无音讯。欧阳洪长的侄子欧阳可辉将家书原件复印了数十份，给直系亲属每人一份。

　　战士们出发前，草鞋是必需品。史料记载，出发前，苏区群众为红军战士赶制了20万双草鞋，人均两双。

　　今年74岁的杨东成曾从奶奶那里听到过爷爷最后留下的消息。爷爷1931年参军，1934年10月的一天，奶奶听说红军部队将从乡里路过，很早就熬了鸡汤，做了草鞋，去路边等待。她等到了爷爷的队伍，爷爷拿上草鞋，鸡汤没喝，就随队伍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出发前，20岁的战士谢志坚收到一双未婚妻编的黄麻草鞋。比起稻草编的草鞋，这种草鞋更柔软，耐磨耐穿。他带着这双鞋渡了河，但不舍得穿。

　　“长征”是后来的说法了。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做革命早期口述史整理，留下十几本手写采访笔记。据笔记记录，许多回忆者只说，“红军北上”。北上是此行的总体目标，却不是脚下的路，红军在于都渡河后，先向西南，然后大体向西行进，突破封锁线，在渡过金沙江后向西北走。

　　“长征”后来才被作为伟大的故事讲述。20世纪80年代，18岁的张小平在父亲要求下“接班”，来博物馆工作。他抱怨这门差事枯燥、清贫，他发觉，历史多数时候并不激动人心，而是由枯燥、细碎的事实构成：一次战斗怎么发生，敌人在哪里，涉及多少人，多少马，多少枪。“没有描述的词语，没有高低起伏。”他一看资料就打瞌睡。

　　每到周末，他就骑车下乡。他顺着父亲的笔记，再次对老战士们进行抢救性访问，还原红军在苏区和长征前后的史实。有时他在老红军家里住一夜，出发前，父亲给他一张粮票当伙食费，并称，如果对方不收，也不用勉强。

　　张小平感受到过平静下涌动的情绪。20世纪80年代，张小平曾随杨尚昆故地重游。在红军长征一个渡口遗址前，他注意到，杨尚昆不再回应讲解员，进入自己的思绪中——他不说话，看着河，脸上不断变化着表情，一下皱起眉头，一下又舒展眉头；一下把烟猛吸一口，然后又半天也不抽一口。张小平猜，也许他在回忆自己当年渡河的场景。

　　王慧群出演的情景剧《告别》中，有红军战士出发前吹响军号，挥舞旗帜。这有艺术加工成分，王慧群的父亲曾告诉她，当年，命令是通过耳语悄悄传递的，包括几点钟在哪里出发。

　　渡河的浮桥是军民共同搭起来的。有群众捐来自家门板、床板，有人的南瓜还未成熟，拆下南瓜棚，把板材给搭桥作材料。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在于都县铜锣湾渡河，他回忆：1934年10月16日上午，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把住地群众的家里和门院打扫得干净，水缸也挑满了水，有些同志还专门割了一捆草送到牛棚里喂了黄牛。

　　一位老红军后来回忆渡河的那天时，只记得“是一个大月亮的晚上”。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迎着蒙蒙的暮霭，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水声，渐渐地，那水声被急行军的脚步声代替了。”

　　于都长征大桥，建于1992年。张小平介绍，除几座以长征故事命名的大桥外，于都县还有长征源红军小学、长征加油站、长征超市，他出生于1969年，同辈人有不少名字中带长征。

　　二 远方

　　根据史料和亲历者口述，渡河后，从于都县出发的红军战士们走到了不同的远方。

　　有人约一个月后走到了广西兴安，在此牺牲。此处距离于都县约600公里。

　　2014年，长征源合唱团成员林丽萍跟随合唱团在各地演出时，在广西兴安的烈士碑园，找到了小爷爷的名字。这是她爷爷的弟弟，她的父亲也从未亲眼见过。当地传统文化重视血脉，大量烈士后来有了“过继子”——兄弟把自家孩子过继过去，让这支香火在族谱上延续。林丽萍的父亲就是烈士的过继子。她看到，在英名墙上，小爷爷的姓名和其他一千多名于都籍烈士的姓名列在一起。

　　有人约三个月后走到了贵州遵义，在一个山坡上战斗时牺牲。此处距离于都县约1300公里。

　　2026年，李骏的孙子李太阳终于在遵义一个烈士陵园看到了李骏的名字，此行是李太阳第一次坐飞机，他在老家务农、打零工，住在爷爷的老屋几百米远处。李太阳的父亲、哥哥从1949年后开始寻找李骏信息，找了一辈子，他们曾以为李骏可能活着，有了新的家庭。20世纪60年代，李骏唯一的儿子曾在寻亲信中这样埋怨父亲：“难道我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吧！”

　　有人走到了贵州的大山中，负伤后和队伍失散，从此在山中安家落户。

　　2020年，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行人重走长征路，在贵州大山中寻访几位失散的于都红军后代。参与寻访的黄发斌记得，那是高大连绵的大山，和家乡的丘陵地貌大不相同，他想象着，人行军至此心理上的煎熬，“前途在哪里？当时是如何能够挺过来。”

　　有人的烈士证明上只有一句：“在过草地时牺牲。”

　　黄发斌等人来到红军经过的一片草地，发现已经有一望无际的公路，他平时喜欢唱歌，是个男高音，在这唱了一首《过雪山草地》。另一位同行的年轻人在这趟“重走长征路”途中，唯一的印象是“太累了”，无暇欣赏风景。

　　有人走到了甘肃，在长征结束前不久牺牲。黄发斌等人在甘肃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看到，这里只有一座烈士纪念碑，没有名字。他们把所知道的两位在此牺牲于都籍烈士的姓名告知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方说，“太宝贵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掌握一个腊子口牺牲战士的名字。”

　　也有战士走得很远很远，到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又一路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又参加抗美援朝。

　　张小平访谈过大量老红军及其后代。他也试图从1949年后回乡的红军这里得到线索，去还原“无音讯”战士的最后消息。例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哪里？”一同出发的战士们，多在行军途中失散。

　　他也发现，这些回到家乡的红军战士，都不愿对家人讲起太多长征和革命战争中的故事。

　　他观察，有人觉得谈起这些，“好像在炫耀战功”。他说，于都县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中，有一些人在和平后获得官职，但其中不少人因为不识字，自觉无法胜任，主动提出回家务农。张小平解释，其中没有委屈——那是一种今人在当下语境中的想象。“他们就觉得在这里领工资好像对不起他的良心，没有文化会耽误国家的事情。”有人向组织提出，想要生产工具，要一头牛，犁和耙。张小平对老红军的访谈总要在对方劳动间隙进行。

　　许多战士的革命道路就从田地里开始。王慧群的父亲回忆过参加红军的最初场景，他从12岁就在地主家当长工，22岁时，一次在地里干活，有伙伴过来提到，“你还在给地主卖命啊，我都去参加游击队了，不怕地主了。”王志贤撂下犁地的工具随着一同走了。

　　张小平曾问过一些人“为什么会去参加红军？”得到的答案大部分是：日子过得太苦，帮助更多的人打天下，以后劳苦大众都有自己耕种的土地，解放了，我可以娶妻生子，过安定生活。

　　他逐渐感知到历史有血有肉的一面。

　　一位老红军两次拒绝采访，一次他生病住院，张小平和朋友去看望，这位老红军突然说起，你知道长征途中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吗？几个年轻人猜：打胜仗立功的时候？有酒喝的时候？那位老战士说，都不是，是这样的时刻：过草地时，一阵冻雨过后，天将要晴了，他们在一片稍微干燥的草地上坐下，把袄子掀开晒干透气，捉到头上的虱子，放在嘴里咬，嘎吱嘎吱响，互相开玩笑说“消灭革命虫”。那是一句当时的流行语。

　　在张小平的采访中，这样有笑意的时刻不多，多数时候沉重。

　　张小平记得，在访谈中，他们从来不会问“长征中你最困难的时候”此类问题。这会被老红军认为“不尊重”，对他们而言，所有的事都很艰难，但过去了，又都不算艰难。张小平发现，老战士们写回忆录，也很少带感情色彩，只是细致记录某一次战斗如何发生。“好像带了感情色彩，是在彰显我自己。”他这么理解。

　　2014年，一个30岁上下的男人突然来到张小平的办公室，带来一件多处破损发黑的羊皮袄。

　　他想把羊皮袄捐给博物馆，他问，“你们会不会嫌弃，这样破破烂烂”，他讲出这背后的故事：爷爷曾广华是于都县人，在这出发长征，这件袄跟随爷爷走完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有机会做副县长，但因自觉文化有限拒绝了，回乡务农。他说，爷爷去世了几年，这样的物件，他们不知如何保管处置，放在家里也司空见惯了，放在博物馆可能更有意义，如果博物馆不要，可能就丢弃了。他将要去广东打工。

　　这成为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另一件重要展品是谢志坚的未婚妻做的那双黄麻草鞋。

　　1949年后，谢志坚回到于都。根据他的讲述，长征途中，在过金沙江和大渡河时，他下定了决心为革命战争而牺牲，才舍得穿上这双鞋，最终都平安度过。后来他在甘肃一带因为负伤和队伍走散，被当地人收留，在此成家。他回乡寻找当年的未婚妻，才得知，在他离开一年后，对方就牺牲了。

　　张小平说服他把鞋捐到博物馆，起初他不舍得。后来捐来，但担心太破了不好看，让人笑话，就用毛线做了两朵花，扎在上面。此后，他隔三岔五就一个人来博物馆看看草鞋还在不在，用手摸一下玻璃展柜，不说话就离开了。博物馆的解说词里如此形容，“在于都的农村，黄麻是最柔软最坚韧的一种植物。”有讲解员记得，1992年，谢志坚病重期间，3次在晚辈搀扶下来博物馆看过草鞋，当年10月他去世。

曾广华的羊皮袄，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展出。

　　三 模糊的消息

　　寻找北上战士的确切音讯相当困难。在战争年代，信息的记录有另一套逻辑。

　　张小平介绍，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县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有1.6万多名，还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其中一些人起初是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的挑夫，后在长征路上参军，没留下登记资料。

　　即使战士留下了姓名，姓名的线索也未必可靠，不少人在行军途中改掉了过去的土名字，有人为了保密，有过不止一个化名。而且，许多战士没有文化，只知道自己在哪个村，不知道在什么市县乡，这样即使和平时期有意寻找家乡，也难找到回家的路。20世纪80年代，零星有路上失散的红军战士回乡寻亲，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于都的红军后代抱有一线亲人活着的希望。

　　留下的人面对的生活并不简单。张小平介绍，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少红军亲属遭遇国民党报复。更长的时间中，有的家庭要面临的是青壮年流失后的无助感。

　　林丽萍的小爷爷林罗发生随军长征，后来，其兄嫂先后早逝，林丽萍仅10岁的父亲成了孤儿，村里安排把他过继为林罗发生的儿子，靠一份烈士抚恤金，吃百家饭长大。林罗发生成为这个人丁冷清家庭的念想。林丽萍小时候，最羡慕别的孩子有爷爷。

　　杨琦的爷爷杨仁照走完了长征，又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于都县武装部部长。杨琦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她曾两次跟着爷爷回老家，看望过爷爷的老战友家人。解放后，爷爷回老家多方打听，想知道当年的战友是否有消息。当时，爷爷同村有二三十名年轻人一起出发，街坊邻里互相叮嘱，要互相照顾。但大多人在行军路上走散。杨琦记得，经过几次打听，爷爷发现当年一同北上的同乡，只有他一个人回来。

　　当时，许多人家拿出了证明，上面写着“北上无音讯”。那些人详细询问爷爷自己家人的消息：你们到哪里、什么时候走散的？他什么时候负伤的？受伤到什么程度？杨仁照根据记忆一一回答。

　　林丽萍的爷爷也曾尝试向回来的人询问自己弟弟的消息。有人回忆：他在会昌的某一场战役当中非常勇敢，好像还立了大功。其余信息未知。爷爷去世前，把寻找弟弟消息的心愿，和仅有的一点信息增量，托付给了林丽萍的父亲。

　　2014年，林丽萍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发现，这里记载着上千名于都籍烈士的姓名，这在烈士后代中引发轰动，后来许多人也在这找到了亲人的姓名，但仍有许多人没有收获。在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前馆长黄发斌看来，在知名战役中牺牲的战士，其留下记录的可能性还较大，偏远地区不知名的战役中牺牲的人，其牺牲情况则更难考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常去村里采访的张小平习惯了遇到老人就问，“你见到过红军吗？”遇到重要的烈士，张小平在采访每个人时，都打听一下“在哪里看过他吗？”但回忆出错也常见，老战士经历的战斗太多，会把多个战场记混。

　　这项工作在和时间打交道。张小平说，改革开放前，当地还有很多人想去找自己的父亲或兄弟，但经济不宽裕，出行、住宿，都难负担。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利，寻亲也要开介绍信。后来，家里有钱了，高铁开通了，很多人已经老了，出不了远门。

　　帮助寻找烈士信息的过程中，也要严密考证。张小平的父亲教他一整套工作方法，例如如何进行交叉印证。有人主动前来，希望认证自己家人的红军身份，张小平会根据多方信息检验，如果满足条件，他会出具证明，表明对方所叙述的事实“可证明”。

　　但父亲也说，“你也不要去随便否定一个人，一个人来了，总有他的理由。”无法考证时，张小平也会给对方一个交代：你所叙述的事情暂时未能考证。

　　刚工作时，张小平所在的博物馆距离杨仁照家很近，他常去老人家里坐坐，问问当年红军的事。一开始，杨仁照对他爱搭不理，“看到我们小屁孩一个，以为是找他开涮一样的。”随着张小平了解的红军故事细节越来越多，也开始能从这位老红军嘴里“套一些回忆”。

　　现在，张小平也已经满头白发，即将退休了。

　　一些名字还静静躺在烈士纪念馆的资料室里。“北上无音讯”的人名可以拉出长长一串：刘宜波，18岁，1934年参加革命，补充师战士；钟论佳，22岁，补充师战士；卢救和，25岁，红军第八医院护士；段绍辉，25岁，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排长；卢北斗，15岁，小溪儿童团队长……有的烈士档案袋很厚，装着生平简介、访谈记录，有的很薄。

　　10月13日，王慧群在于都东门渡口参演情景剧《告别》，演绎1934年红军出发时军民告别场景。

　　四 “很远很远的地方”

　　张小平工作的近40年中，活下来的红军战士陆续离世，寻找长征途中的信息增量变成一件愈加困难的事。像他一样了解老红军的人也不多了。

　　王慧群想让父亲的故事多留下一些。40岁之前，王慧群和父亲王志贤的关系都较为冷淡，在她看来，父亲对子女近乎严酷。

　　20世纪50年代，王志贤在福建惠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有人说王慧群是“高干子弟”，但她多次想，“不生在这种家庭多好”。她读中学时父亲退休，一家人从福建回到于都县，十几岁，她就被父亲要求自己赚学杂费，她在河滩上挑沙子、卖冰棒、搬西瓜、挑土砖，有时她很委屈，“我也是老百姓”，一度怨恨父亲。她有跳舞天赋，曾被部队文工团选中，但父亲要求把资格让给下属的子女。在学校，填写亲属时王慧群只写母亲。

　　在福建时有一次，她碰上有公事的父亲，想搭车一同回家，被父亲当众赶下车，斥责“你有什么资格坐这个车！”她下了车，一个多月没和父亲说话。

　　父亲晚年中风后，王慧群在身边照料，父女俩才亲近了些。父亲这时已经口齿不清，被问到过去的事，他说得很慢，但没停下。这段时间，王慧群得知父亲一直睡眠不好。父亲也才第一次讲起，过草地时，一位小战士在他前面，对方的一句话还没说完，就一脚踩进沼泽地，看不见了。对方比他年龄还小。这是王慧群第一次见到父亲流眼泪，他的表情很平静，没有抽泣，但泪流满面。父女两人沉默地流泪相对。

　　王慧群记得，小时候，哥哥们对父亲当兵打仗的事情好奇，询问父亲的战功，得到的总是沉默，或者一句话，“战争是很残酷的。”只有一次，父亲的两位老战友来看望，父亲很高兴，喝了酒，他们得以旁听到过去战场上的故事，听说父亲是个“很能打”的战士。小学时，她学了《七律·长征》，回到家在父亲面前朗诵，“卖弄”了一番，父亲微笑了一下。

　　在家里，父亲从未说过在贵州、甘肃、陕北等地的见闻，但多年后回到家乡时，他已经不会说方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被授予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八一勋章等多项荣誉勋章。他后来回于都县探亲，发现父母都已去世。

　　到如今，王慧群觉得没有真正懂得父亲的精神世界。她想知道，父亲有什么遗憾吗？今年7月，王慧群去于都山峰坝寻找父亲当年长征渡河的渡口，根据史料、父亲的零星讲述和地形，她拼凑出，“应该就是这里了”。站在河边，她能看到一片青翠的山坡。

　　19岁时，王慧群作为知青下乡时，被推荐入党，她回家向父亲汇报。被父亲提醒，“你距离真正的共产党员还差得远，还要戒骄戒躁。”王慧群说，父亲认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且应能虚心接受一切不同意见。她也自觉做不到这么高尚，她有私心，此后她想做一个普通人。

　　王慧群说，父亲晚年时仍能干一手好农活，编草鞋的速度很快。做县委副书记时他仍然习惯穿着草鞋，觉得其他鞋子磨脚。有农民把割下的稻草给他留着。“他就觉得他是农民的儿子，他要保持自己的本质。”

　　晚年，杨仁照也一样热衷农活。杨琦记得，家附近有块荒地，爷爷开荒种地，会把扁担挂在车上，挑着两桶肥水。院子里，爷爷几十年前种下的一棵桂花树已经三四米高，每到秋天就飘香。

　　去世后，杨琦从骨灰里看到爷爷身体里残留的子弹片——这来自长征出发前的一战。弹片被熔化成一个金属片。她也知道，直到去世，爷爷都经常梦见自己战争中牺牲的战友。

　　1999年，杨琦的儿子出生。刚出月子，她就带孩子去看了爷爷。爷爷抱着孩子说，现在的小孩多好，家里有老人，有父母亲，都围着这么一个小朋友转，就叫“幸福”吧。这成了杨琦儿子的小名。

　　后来，于都河上有了许多桥。1997年，长征大桥通车，由全县群众捐资参与建设。到2026年，城区形成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五座跨江大桥。每年夏天，县城都会举办渡江游泳比赛。

　　杨琦的爷爷去世后，根据遗愿，杨琦和家人将他安葬在一个较高的山坡上。爷爷生前说，他希望“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0月12日，游客正在参观谢志坚捐赠的黄麻草鞋图片，原件被借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本版图片均由白杨拍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白杨 徐丹阳

　　中国青年报2026年10月23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