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馆展厅讲述蛇口开发的展览长廊

　　因为展品太过“年轻”，深圳博物馆火了。

　　当听说博物馆里郑重收藏了安全帽、拖鞋和板凳，还收藏了工资条和QQ企鹅等，有人觉得意外，有人说“寒酸”，有人笑称“馆长才是博物馆里最老的那个”。

　　事实上，只要人们走进深圳博物馆，就能发现它的收藏远非如此。从1988年开馆时起，这座博物馆就专门辟出“今日深圳”板块，开始收藏城市的“今天”。

　　后来，这个“今天”不断向前迈进，展品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要用卡车和吊车装。时至今日，博物馆共有22.8万件藏品，其中超过19万件和城市“今天”的记忆相关。

　　这些藏品中的一部分陈列在改革开放史展厅中。开馆以来，约2000万观众到访过这里，其中不乏国内外政要。在这里，有人驻足，有人掉眼泪，有人讲起自己的父母，还有人从家里给博物馆送来新展品。

　　一位策展的工作人员说，“都说‘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但是建设特区有那么多的精彩故事，我们不写，很多珍贵历史就被遗忘了。”

　　博物馆大厅中的征集令

　　展柜里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产的可移动电话

　　普通人的故事

　　很多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双拖鞋。

　　展厅参观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窄窄的通道。穿过通道，走到尽头的展柜前，低头就能看到这双红底木屐鞋。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它磨损的鞋面，和内底上斑驳的仙鹤、水草。它的旁边放了一把归零的算盘。说明牌上介绍，它们是“打工妹、打工仔用过的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10年间，深圳的外来劳务工从最早的14万人增加到140多万人”，对于参观者来说，认识他们可以从这句讲解词开始，也可以从这些物件开始。

　　这双拖鞋周围还摆放着打工者缺了齿的梳子、边缘毛糙的镜子、洗头用的茶饼和灰扑扑的小木凳，还有一些从1993年到2007年跨越14年的工资条。一个21岁的小伙留下一张泛黄的献血情况登记表，填表时，他给自己署名“打工仔”。

　　一个外号“小辣椒”的打工妹留下了自己的汇款存根，她给远在汉中的母亲寄钱，十多年来从不间断。

　　还有一位在玩具厂工作的打工妹从汕头来，她捐出了自己的借书卡、团员证和厂里生产的毛绒玩具。这个大眼睛女孩收藏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乐谱，在摘抄本上记下了歌曲《星》的歌词，还有一句励志格言：“大自然、命运是没有什么慈悲，想从它的摩拳擦掌中汲取幸福，就只有奋斗！”

　　展柜里还有不少这样不起眼的物件，它们整整齐齐摆在3200平方米、恒温恒湿的展厅里。每隔一段时间，有工作人员为它们清扫。

　　这些故事往往伴随着泥土和汗水，一些物件看起来脏兮兮的，比如基建工程兵用过的生锈电焊面罩、破损的解放鞋和绑有发黑布条的电焊枪。

　　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在馆内建了个“工地”。

　　他们还原了1982年基建工程兵建设深圳国贸大厦的场景——有人在卸水泥，有人在搅沙浆，还有人站在钢管搭成的脚手架上。工地另一侧，他们以竹竿为梁、竹皮织墙、竹叶和油毡盖顶，搭起简易竹棚。他们在工棚里洗衣、睡觉、唱歌、拉二胡，还举办过婚礼。

　　改革开放初期，从各地南下支援深圳建设的基建工程兵超过了两万人。他们建起道路、桥梁、机场、车站、码头、医院、学校等。后来，他们参与了国贸大厦建设，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

　　“工地”旁的展柜里，陈列着他们工作用的安全帽、钳子、楔子、铲子，还有消遣时会打开的深绿色电唱机。一个名为何林的基建工程兵从重庆来，他捐出了老兵送他的有“红岩”字样的日记本。一位名为杜泰荣的基建工程兵捐出了自己的画箱。

　　吴志刚记不清自己多少次从它们身边走过，他是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已经在这里讲解了8年。起初，他只对古代艺术感兴趣，到了后来，他只要有机会，就来讲这个“年轻”的展览。尽管对他来说，这个展厅“太大了”，讲解花的时间、走的路，是其余展厅的几倍。

　　这位在华强北工作了几十年的工程师不认同一些网友“这些东西不值钱”的评价，他表示，只要来这里看过，就会对深圳今天的样子“心里有数”。他在展厅里见过不少人，一开始看起来不太感兴趣，没想到最后跟着他走了一路。他觉得，他们是有感受的。

　　“一般人不会认为（这些东西）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但它们构成的是时代场景，一个人的生活场景就是时代的片段。”深圳博物馆研究员付莹说。

　　吴志刚介绍，在打工者物件中，很多观众对一张照片感到好奇：1984年，一位母亲正在夜校考试现场奋笔疾书，孩子也跟着她来到现场。一位摄影师刚好到场拍摄，孩子没穿衣服，赶紧背过身去，光着屁股背对镜头。这时，摄影师按下快门，留下了一张“光腚娃”的照片。

　　听到这里，不少观众脸上露出笑容。

　　27年后，摄影师想找到这对母子，他在博客上发帖：“光腚娃”，你还在深圳吗？当地媒体很快加入了这场寻人活动，照片被传播开来。

　　3天后，他找到了这对母子。当年3岁多的“光腚娃”已经长成30岁的小伙子，一直在深圳工作。这位母亲回忆，儿子兴奋地说，自己的“光屁股照”竟然被全深圳人看到了。

　　90后山西女孩耿于婷则对一张名为《工地欢歌》的照片印象深刻——在堆满木材、砂石的工地上，头戴红色工帽的工人正围着一个吹萨克斯的工友。那位工友双腿微曲岔开，正仰头闭眼吹奏。周围的工友正在为他鼓掌。

　　她说，从照片中，她感受到“一种希望和生命力”。

　　展柜中的深圳“8·5”特大爆炸火灾事故通报

　　志愿讲解员吴志刚正在馆内讲解。

　　“抢救”历史

　　对工作人员来说，把这些物件带回博物馆，更多时候是一种“抢救”。

　　付莹坦言，这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快，有些东西马上就找不到了。“过去”来深圳打工的女孩，用茶饼洗头，补贴家用要去银行汇钱。

　　事实上，在它们尚未“过去”时，深圳博物馆就忙了起来。

　　1984年，全国开始“学习深圳”，各地来的考察团络绎不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意识到，应该在展览中加入经济特区开创和建设的内容。

　　“西安有秦始皇兵马俑，河南有九朝古都，湖北有曾侯乙大墓，湖南有马王堆……这些深圳都没有。”前任馆长写道，但深圳也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其中就包括改革开放史。

　　他们成立了特区部，专门收藏改革开放历史“文物”，并着手筹备1988年开馆时的“今日深圳”展览。不过，这个展览征集到的大部分都是图片。

　　到了20世纪90年代，展览要作出调整，大家在一起讨论，“是要搞成传统的像开中药铺那样的展览，把工业、农业、商贸等各行业10年的成就罗列展示出来，还是另辟一条新路”。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要办一个能够体现10年来深圳改革开放闯劲和改革创新思想的展览，而不是简单的成就罗列”，展览的重点是，要把人物和故事“用实物展示出来”。

　　深圳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主任林易蓉曾参与实物征集工作。她记得，当年征集部是个临时部门，人员都是从其他部室抽调的。他们4个人共用1台电脑、3个人共用1部电话机，只能在会议室的圆桌上办公，去征集之前，还要把物件的名字挨个手抄在纸上。

　　地铁还没通车，二线关尚未取消。一上班，她经常是开着自己的“小奥拓”满深圳跑，最远的时候，她过关跑到龙岗去拉电视机，路上常常是尘土飞扬。

　　当时很多部门的电话，可以通过市委总机查到，但深圳新企业多、信息不规范，想征集它们的产品，有的连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一连打二三十个电话是常有的事。

　　好不容易见到企业负责人后，“有的企业不理解，说‘这是我淘汰的产品，你为什么要拿到博物馆去’”？有一次，为了征集到一辆自行车，林易蓉等了两个小时才进对方办公室。

　　她至今仍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曾征集到深圳早期新能源出租车的试点车型，最终却因展厅放不下，只能将车退回。过了几年，她联系对方，却只能找到电池和模型。

　　他们还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征集到“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的牌子，这是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深圳市住宅局捐出了《房地产证》样本，1992年，深圳在全国第一个把土地证和房产证合成一本“红本”……

　　除了这些，他们还想在展览中加入更多“有血肉的东西”。为这个展览熬了不少夜的付莹记得，当时大家讨论：如果要做“历史展”，就要加入“普通人的视角”。

　　他们把已有的实物组织成展览，市里也在报纸上以市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布征集公告，呼吁大家捐献“参与特区建设的留下的珍贵的生产生活用品”。

　　公告发出后，不少市民打来电话。

　　有人想捐出自己的工装和被子，有人想捐出自己的奖状和银行卡，还有人拿出了自己在工厂生产的玩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一位基建工程兵家里，这位工程兵听说自己的东西到博物馆展出能发挥作用，立马捐出一条从参与基建工程时起就陪伴自己的毛毯。

　　更多人捐出东西是因为“舍不得扔掉”。

　　他们曾征集到一口小铝锅，20世纪50年代，它跟着主人去支援大西北，用来给孩子热牛奶。到了90年代，小孩长大后，跨越大半个中国来深圳闯荡，主人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一对老夫妇两次向博物馆捐赠，他们的父辈都曾参与深圳建设，其中一位还现场参加过香港回归仪式。在他们看来，深圳气候潮热，不利于保存老物件，而在博物馆里，说不定能保存十年甚至百年。第一次捐赠时，丈夫还能开车送去，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开不了车，只能请工作人员到家里去取。

　　林易蓉回忆，1990年她到博物馆工作时，馆里展品不多，每天10点开放，还要收10元门票，和当时“车水马龙的深交所”不同，这里“门前冷落鞍马稀”，是个“沉默的地方”。

　　到了2008年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开馆，改革开放史展厅内已经有了不少实物，观众“人挨着人”。付莹至今记得，自己站在馆长旁边，两人都兴奋地四处走动。为了这场展览，团队前后修改了32次大纲，大大小小开了20多次专家论证会。

　　如今，只要进入深圳腹地，很容易找到这座博物馆，它坐落在城市中轴线上，紧挨着市政府，不远处就是立有邓小平雕像的莲花山公园。

　　展柜里打工者的木屐鞋、小板凳和工作证

　　展柜里打工者的梳子和镜子

　　他给儿子取名“鹏城”

　　祝日升是从同事那里听说自己的板凳火了的。展柜里，它是红色木屐鞋的邻居。

　　听说这个消息后，这个中年男人感觉很不好意思。事实上，2008年把板凳和工资条捐给深圳博物馆时，他已经是“打工明星”，出过自传、上过电视，走在路上，有时还被人认出。

　　20年前，这个17岁的少年经历父亲、姐姐离世、高考落榜，选择来到深圳，理由是“一年四季都能打工”。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一段话，“说‘电脑虽小，它代表的是现代文明；深圳虽小，它代表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从安徽花了4天才来到深圳，身上揣着100多元。

　　一路上，他只吃了点炒花生，最后到特区的南头检查站下车。因为晕车，看见水面晃晃悠悠的，头晕得厉害。他未满18岁，没有身份证和边防证，不能进关，只能在关外打工。

　　一开始，他想进工厂，觉得自己“好歹有高中文凭”，后来才发现进厂要交押金，只能去码头搞搬运，一个月工资300元，白天把船上的水泥、红砖挑到解放牌卡车上，到了晚上就睡在工棚里。正是那时，他随手拿起身边的木料，做板凳。

　　几个月后的春节，祝日升没有回家。他们工地上的十几个小伙子一人买了一套西装，100多元一套，穿上后“心情很好”。那时，深圳早已打破“大锅饭”，实行多劳多得。他连着3年没回家，攒了1万多元，工资也从8元一天涨到了15元。

　　1991年，20岁的祝日升带着钱回村，不仅还了外债，还建起了红砖房。1992年年底，他离开工地，跳槽进了一家精密零件厂。1993年，他第一次过关，去了趟西丽。当时的深圳，楼房大都很矮，世界之窗还没有建成。

　　在精密零件厂里，他从冲压工、修模工做起，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工作400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做420个小时”。

　　1994年，厂里的模具师傅离职，他顶了上来。4月，他的月工资才500元，5月就加到了1000元。到1995年，他每个月能拿2000元。

　　这些工资条都被他一张张封存在塑料袋里，后来来到了博物馆。

　　祝日升说，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他便开始收集人生往后的重要物证，他还留下了从安徽来深圳的车票。他觉得，“往后都只会越来越好”。

　　结婚后，他给大儿子取名“鹏城”。

　　不过，把东西捐给深圳博物馆时，祝日升正准备“告老还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圳有903家企业在这年戛然而止。上半年，祝日升还因为在厂里救火被嘉奖，到了下半年，他被辞退了。那时，他在深圳奋斗多年，错过了“买房拿户口”。他看了一档电视节目，里面说，“打工者的命运像浮萍”。

　　他把多年来收藏的东西捐了一部分出去，准备回安徽老家。

　　这一年，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开馆，更多关于这些工厂和工人的故事，被留在了改革开放史展厅里——早期“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记者注）”企业生产的蓝色鱼钩、电子测试仪、芭比娃娃和棕色小熊。20世纪80年代，正是靠着这些企业，深圳打开了市场经济的口子。

　　后来，深圳一家文化出版公司联系祝日升，邀请他去工作，他这才留了下来，“没有失业”。

　　祝日升有一张几十年前的深圳地图，上面的地标都很大，“国贸”“火车站”被视为地标，微缩在上面。到了今天，深圳已经成为全国200米以上高楼最多的城市，达到300多栋。最开始时，深南路只有7米宽、2.1公里长，现在深南路全长25.6公里，最宽的地方是350米，两旁有150多家上市公司。

　　来深圳快40年，祝日升交了至少上千个朋友，但他遗憾的是，一些朋友离开了深圳，“留下来的可能不到100个”。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展厅中还原了国贸大厦建设时的场景。

　　展示经验，也展示“教训”

　　还有参观者对另一些特殊的展品感兴趣。

　　“光腚娃”照片的对面，摆放着深市“老五股”、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钟和“8·10风波”的照片。它们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蹒跚起步。

　　深交所创始人之一禹国刚1983年被派去日本学证券，两年后回国时却没有用武之地，直到3年后深交所才开始筹建。

　　他和团队在自家客厅办公，花了4个月翻译出境外的各项法律，整合成资料汇编，后来又制定出各项规章制度。开市前，为了制作开市钟，他们“跑遍了深圳的五金店”。正式开市时，深交所仅有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数亿元。

　　1990年开市之后，深交所先遭遇了股市暴跌的危机，禹国刚牵头实施了中国资本市场首次救市行动。

　　1992年，深圳获得3亿元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决定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来自全国各地100多万投资者涌入深圳，抽签表不到半天就被抢购一空。

　　后来，有人发现有内部人员倒买倒卖抽签表、发售点提前关门。数万股民聚集，造成交通拥堵。事后，深圳市政府决定增发500万张认购表，对腐败进行调查。这一“8·10风波”直接推动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在禹国刚的家中，有一块用日文写的牌匾，翻译成汉语意为：“中国证券市场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希望的、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截至2025年年底，深交所上市公司已达2887家，总市值数十万亿元。

　　在改革开放史展厅，还有一场微缩的“土地拍卖会”场景。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土地拍卖，由于没有经验，深圳考察团多次到香港学习，还找香港测量师学会定制了一把拍卖槌。这把土地拍卖槌陈列在馆内，身上还刻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

　　这场历史性拍卖的主要组织者曾回忆，当时压力巨大，“这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很多人担心会被戴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但我们坚持下来了”。

　　1987年，一家房地产集团以525万元拿下了罗湖区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建成了名为东晓花园的住宅区，开盘售价是每平方米1600元，154套新房在1个小时内售罄。

　　土地拍卖会在1988年举办，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宪法修正案写道：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后来，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把这把拍卖槌捐给了深圳博物馆。

　　细心的人还发现博物馆收藏了两次爆炸的见证物。一次是1979年蛇口海湾的开山炮响，它是蛇口工业区开发的起点。还有一次，发生在深圳清水河，15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

　　1993年8月5日，一家危险品储运公司在仓库内违规存放化学品，导致片区发生两次大爆炸。二次爆炸后，清水河14座储物仓、两幢办公楼、3000立方米的木材和大批货物都陷入火海。

　　爆炸中心南面是存有双氧水的仓库和深圳燃气公司的大罐、液化气站，西面还有中国石化的一个加油站。如果爆炸持续，方圆数十平方公里都将被夷为平地。最后，指挥部决定在火区与气罐库区之间铺一条水泥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

　　大爆炸发生后，事故调查专家组认为，“深圳城市规划忽视了安全要求”。深圳排查搬迁了城市核心区危化品仓库和生产企业，建立了危化品管理、应急救援等制度。

　　现今，这张事故通报书仍在深圳博物馆展出。不仅如此，博物馆的展柜里，还陈列着一些落马官员手写的自述。

　　付莹解释，展示这些，主要是“为了吸取教训”，“不仅要展示（城市）光明的一面，还要展示失败教训”。

　　展柜中基建工程兵使用的各种工具和画箱

　　“为了明天，收藏今天”

　　时至今日，最初参与征集这些实物的工作人员大多离开博物馆了。

　　原特区部主任在两年前离世，特区部正式成立时的老员工，有的换了工作，有的已经退休，只剩林易蓉每天还到博物馆上班。时代还在推着她向前走。

　　在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陈建明看来，这种“坚持”是有意义的。

　　他认为，长期以来博物馆“重视出土文物”，大量当代“文物”正从我们眼前消失。陈建明介绍，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就曾收集生产生活工具。早在199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就将当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为了明天，收藏今天”，强调主动收藏当代有价值的实物，而非仅关注历史文物。

　　陈建明曾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见到几位中年妇女为一双红宝石高跟鞋惊呼，那是电影《绿野仙踪》中女主角穿的那双鞋，承载着她们的青春记忆。这座博物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紧邻国会山，馆内的“文物”还包括李维斯首款铆钉牛仔裤、早期米老鼠卡通道具、19世纪各类家用电器、1984年新款的苹果电脑，以及带有麦当劳金拱门标志的食品纸袋等。

　　付莹提到，2015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将改革开放文物纳入“文物信息登录系统”。“在此之前，关于改革开放文物有各种称呼，有叫实物的，也有称资料的。”付莹说，“被纳入这个系统标志着改革开放文物的史料价值被官方正式认可。”

　　他记得，自己曾从一位市民手中征集到10余件物证，包括父辈的结婚证、代表证，这位市民的父母是“老宝安”（宝安县是深圳市前身——记者注）。后来，这家人的孩子专门到博物馆里寻找爷爷辈的记忆。“他们边看边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个来观展的四川女孩看完这些东西后，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母从20世纪90年代起到深圳打工，待过玩具厂、手表厂和电子厂，靠着打工赚来的钱，供她和姐姐上学，从农村搬到了县城。两年前，她研究生毕业，现在在广州工作。

　　陈建明认为，把当代的物件放在博物馆里，能和许多参观者产生“连接”，和展品同时代的人会感到“获得尊重”，而后来者也会知道“来时路”，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创造”，再将这种情感体验传递给后辈。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博物馆。

　　一个在“大厂”工作多年的年轻人在网上发帖，觉得“只要去过（深圳博物馆），就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好笑’”。在她看来，那些初代的手机和电子用品，可能很快就被遗忘了、扔进垃圾桶，但它们其实是“大家的劳动成果和时代记录”。

　　有人评论，深圳博物馆是在“陪着城市一起成长”，还有一位网友解释，大家在用笑声传递“褒奖”，“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文物只是灰扑扑的罐子、瓶子，还没有淘宝的展示图好看，倒是这样亲民的博物馆才能让参观者看得懂”。

　　这位在“大厂”工作多年的年轻人向记者提起，自己还曾在深圳的改革开放30周年展览上看到过一份购房合同，那是20世纪80年代深圳第一批商品房。她惊讶地发现，那个小区就在她居住的附近，自己还经常路过。看了展览后她才知道，那一带“当时几乎荒芜如月球”。

　　在她的印象中，深圳总是拆拆建建，她不知道这个小区还能坚持多久，但她很高兴它今天还存在，“即使它哪天不存在了，博物馆里也有它的记录”。

　　看到打工者文物时，她还想到自己以前的电脑，只消几个月电脑就被磨得看不清键盘的字母标识。她说，办公室都是这样的电脑，“看不清字母键，（屏幕）背面还有花花绿绿的贴纸”。如果有机会，她想捐出自己的电脑。

　　在展厅内，耿于婷能感受到一种“气场”，沿着参观路线，“生活化”的场景逐渐变多，她也越来越沉浸。很多时候，她不自觉将深圳与家乡联系起来。

　　走出展厅的瞬间，她从略暗的展厅来到“豁然开朗”的天台，眺见一排高楼。她突然觉得，这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很像“一枚枚竖起的勋章”，而那些展柜里安放的物件则是“城市从滩涂中生长时每一寸筋骨拔节的细微声响”，她在社交媒体上写，“这里没有陈列遥远的历史，只安放着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自己走过的昨天。”

　　如今，征集海报仍摆在深圳博物馆的大厅里。

　　一家公司在2018年送来自己研发的机器人。2022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捐出了《申请个人破产材料清单》，通过这个申请，市民梁先生成为全国第一位个人破产者。2025年，博物馆收藏了中国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可视硬钱包。关于“今天”文物的故事还在继续。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晓颖文并摄 记者 王雪儿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2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