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起性侵未成年人案经抗诉后改判:不让孩子的沉默与伤痛被误读

发稿时间:2026-11-21 15:32:00 作者:胡宁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

  16岁女孩反抗时咬伤施暴者手臂,侦查人员拍下了左前臂外侧的一道疤痕。这道疤痕在重审与再审间反复拉扯,一度让施暴者二审被判无罪,直到最高检派人赴案发地询问、比对牙模,最终推动再审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最高检日前发布第六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公布5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抗诉改判案件及12条办案规则。当证据散落在孩子的记忆、伤痕与沉默里,抗诉如何把失衡的天平拨正?

  2015年12月15日,时年16岁的张某在家人陪同下报案。那一年,张某先后被同村村民李某家、李某义、李某斌、黄某升强奸,四人分别出生于1943年、1952年、1962年和1949年。其中,李某家两次强奸张某致其怀孕,伙同李某义对张某实施轮奸;黄某升将张某带至自己家中实施强奸,在强奸过程中,张某将黄某升左臂咬伤。

  但黄某升否认强奸,称这是十几年前的旧伤。在上诉、重审、再上诉的波折过程中,这处疤痕能证明什么,成了两次再审抗诉的争议焦点。

  一审法院认定黄某升犯强奸罪。案件发回重审、再次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照片只能证明他手臂有伤,以证据不足改判无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被驳回,又提请最高检抗诉。

  张某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最高检派检察官赴案发地询问她,并组织专家论证。比起时间、次数,她更能讲清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专家将她的牙模与伤痕照片比对。疤痕虽无法直接鉴定为咬伤,形态却符合牙咬特征,形成时间也与她的讲述吻合。

  黄某升从不穿短袖上衣,多名证人也证实了这一点。最高检认为,张某平日无从看到这处伤痕,咬伤胳膊是“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张某具备作证能力,其陈述有其他证据印证,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经最高检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23年9月,甘肃高院以强奸罪改判黄某升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最高检指出,对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的审查判断应当准确把握与其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相当性。对于生理感受基本健全、具有基本的认知和表达能力的精神发育迟滞未成年被害人,对日常生活具体事实情节的描述清楚、合乎常理的,应当认定其具有作证能力。同时,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结合证据特点综合分析、运用在案证据。

  孩子最先向谁求助,也给办案人留下了线索。贵州一名9岁女孩上学途中遭人强吻。到校后,她把经过告诉老师,老师报了案。一审法院认为强吻一事仅有女孩的陈述,未予认定。检察机关核查发现,老师、保安的证言与她的讲述相符。她辨认出了原不相识的李某,监控也拍到李某当时出现在案发路段。

  数月间,李某还多次在校园周边向女学生裸露隐私部位、做不雅动作,8名8至11岁的女学生受到惊吓。一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但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的行为本质系猥亵儿童,而非寻衅滋事。

  首先,李某作案前观看淫秽视频,后针对女学生实施裸露隐私部位、做出不雅动作、亲吻等,目的是满足自身性刺激,而非精神空虚寻求刺激、无事生非。其次,从犯罪客体看,寻衅滋事罪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犯罪,李某的行为虽对校园周边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但其直接且主要侵害的是特定或相对特定多名女童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集中体现在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侵犯,应以猥亵儿童罪评价。

  李某多次尾随、拦截女学生,从非接触式猥亵发展到接触式猥亵。检察机关认为,其社会危害性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一至第三项所列情形相当,应认定为该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恶劣情节”。经接续抗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按二审程序重新审理,2024年4月以猥亵儿童罪改判李某有期徒刑五年。

  最高检指出,在学校周边等未成年人集中的公共场所向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裸露隐私部位或者做出淫秽动作,强迫、诱骗儿童观看,社会危害严重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非接触式猥亵儿童犯罪,应综合考虑侵害对象、人数、实施次数、恶劣程度等情节,依法决定刑罚。

  同样涉及量刑,河南赵某军案的争议落在一份谅解书上。赵某军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一名12周岁女孩与其发生性关系。女孩的法定代理人收下赵某军家属的18万元赔偿款,出具谅解书。一审法院据此从轻处罚,以强奸罪判他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赵某军上诉称,他两次问及女孩年龄,都被告知是16岁,他主观上不明知被害人为幼女。检察机关指出,他让未成年人为其介绍其他未成年人,女孩的发育和外貌也与实际年龄相符。赵某军不顾被害人可能为幼女这一高度可能性,仍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应当认定赵某军对被害人为幼女具有主观明知。

  遭受侵害后,女孩开始厌学,害怕穿案发当天同色的衣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依照“两高”《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奸淫幼女,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诱骗、介绍、胁迫被害人的,应当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结合女孩所受伤害和赵某军拒不认罪等情节,检察机关认为,虽有赔偿谅解,但综合其犯罪性质和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量刑畸轻。2023年9月,二审法院以强奸罪改判其有期徒刑七年。

  另一笔赔偿,牵出了王某翠改变陈述的原因。2023年9月8日案发当天,当时16岁的王某翠报案,指认遭雇主许某强奸。一个多月后,她突然到公安机关改称双方自愿接触,未发生性关系。许某一审获判无罪。

  二审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某县人民检察院补查发现,王某翠改口当天,许某亲属与她父亲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支付60万元,被害人一方承诺不追究许某刑事责任。许某亲属还以损害女孩名誉相威胁,表示“将对外称被害人勾引被告人,让被害人今后找不到对象”。女孩的亲属也向她施压。

  事实上,她最初的讲述与现场监控、DNA鉴定意见等相符。此外,检察机关认为,被害人无激烈反抗不等同于自愿发生性关系。本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在体型和力量对比上与被告人相差悬殊。许某是其雇主,具有身份优势,案发地荒僻无人。在此情形下,被告人的胁迫足以对其形成心理压制,使其不敢反抗。被告人与被害人年龄相差35岁,双方认识时间不足一月,且极少交流,事发前后均无发生性关系的意思联络,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认定许某强奸王某翠的犯罪事实。

  2024年5月,二审法院以强奸罪改判许某有期徒刑四年。贿买、教唆女孩作虚假陈述的相关包庇人员也因妨害司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检指出,未成年被害人控告犯罪后又撤回控诉的,应全面审查历次陈述形成时间、过程、内容细节与在案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查明改变陈述的原因,准确判断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对于强奸未成年人案件,判断性行为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应当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康某宁自10岁起,多次遭姑父孙某刚、表兄孙某飞性侵害。孙某飞多次威胁她不准告诉别人。2021年5月,她已满14周岁。孙某飞再次侵害她,事后辩称双方自愿。

  一审法院对孙某刚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孙某飞仅以猥亵儿童罪获刑四年十一个月。

  陕西省某地市县两级检察机关调查认为,康某宁对犯罪事实的陈述稳定自然,讲述的细节有现场勘查结果、证人证言等印证。孙某飞利用她长期受精神压制、不敢反抗的心理,在她年满14周岁后继续侵害,违背其意志,构成强奸罪。2022年5月,二审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孙某飞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

  最高检指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不一致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准确认定全部犯罪事实。对于性侵害行为从被害人十四周岁前延续到十四周岁后的,对十四周岁后行为性质的评价,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长期性侵害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强制和影响。

  康某宁因长期遭受侵害患上重度抑郁,曾住院治疗。检察机关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多次为她疏导,并提供司法救助。最高检指出,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针对性开展被害人救助保护工作。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应将救助情况随案移送,与受案法院衔接,接续开展被害人心理救助工作。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1月21日电

责任编辑:杨逸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