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红军计划经习水北上。1月24日始，中央红军陆续来到贵州习水土城，驻扎在这里。国民党川军模范师郭勋祺部追踪而至。1月28日，双方在土城东北方青杠坡一带展开激战，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上阵，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各阵亡3000余人，1月29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在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红军一共在土城驻扎了6天。据当地史料记载，“第二年正月大年过后，红军二渡赤水河，也曾有一股红军从上游开到土城，然后又开往东皇方向”。如今，在土城老街，家家门前钉着一块“红军驻地遗址”的铁牌。

　　2007年6月，笔者曾随人文中国行课题组来到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负责收集土城民众关于四渡赤水的“红色故事”。在调查中，我们挖掘了被遗忘多年的红色袍哥范小南——一个传奇性的土城豪杰的故事。老人们说范小南是袍哥会仁字堂总舵把子，土城老大。袍哥会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盛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范小南虽然不算土城最有钱的人，但在土城开了一家最大的茶馆。

　　土城老年协会的老人们介绍说，红军还没入黔，国民党就一直宣传红军“共产共妻”“用小孩熬油点灯”，制造恐怖气氛。1935年红军进土城时，原来的区长袁伦安带着部分地主资本家跑了。范小南不仅没跑，还安排戴子清放鞭炮迎接红军。红军进土城以后，就任命范小南为临时区长，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叫他“范区长”。一位88岁的老人还说，红军进土城，是范小南领头打开了国民党的粮仓，把粮食送给红军。

　　在范小南的孙女范元英家，我们看到了范小南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是一个清瘦利落的老人。范元英交给我一份皱巴巴的材料《回顾祖父范小南的叙述》。材料说：“听祖父讲到：1935年1月，红军来土城。当时土城区的伪区长是袁伦安和罗宇根。他们走了，无人管，当时因我的祖父是土城的开明人士。祖父见到毛主席及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又见到周总理和朱德等领导人。随后，红军给了我祖父的委任状，任命我祖父担任当时土城区的临时区长。接着我祖父就号召土城街上的开明人士，组织粮草支援青杠坡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些红军牺牲或受伤。这时，我祖父组织人员将受伤的红军一一安排在土城街上几处养伤，我家里都住上红军的伤病员。”

　　材料还说，红军战斗失利后，范小南曾组织河里的小船集中在月亮台码头，号召老百姓用担架将土城街上的红军伤员抬到船上，把他们送往仁怀厅（今贵州省赤水市），开船之前，范小南亲自发给每个伤员两块大洋和一双草鞋。红军将要渡赤水时，范小南不仅自己带头，还动员别人捐出门板供红军搭建浮桥。有一次天快黑了，敌机来轰炸土城，范小南还特意吩咐戴子清照顾好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陈昌奉，毛主席就在戴子清家房子侧面的一个天然的山岩框里住了一晚。

　　我在随后的调查中，几乎对每个老人都提出了“范小南是什么人”的问题，多数老人都说他是袍哥会舵把子，讲仁义，有威信，钱财不多，专门帮人解决纠纷。但是，在范元英的材料和谈话中，绝口不提范小南的“袍哥”身份，只是不断强调他是一个“开明人士”。

　　在调查中，我还有一个感受：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土城镇政府的干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解说员，这些基层“文化人”也可以是“民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夹杂在众多故事讲述者之中。

　　我们刚到土城时，纪念馆解说词中对于红军进驻土城的叙述是这样的：红军第一次进土城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负面宣传，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共匪”，所以土城人吓得全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后来，个别大胆的年轻人悄悄地跑回来，发现红军秋毫无犯，都在土城人家屋檐下搭灶做饭、打地铺，连家门都不进，他们顶着寒风互相依靠着，露宿在土城老街的青石板上。这些年轻人回山上跟大伙一说，人们纷纷回到土城，把红军请进家门热情接待。

　　于是，我在土城的红色调查中常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是：“红军进土城的时候，你们家躲到山上去了吗？”被问到的十几个老人中，大多回答说：我们是干人（方言：穷人），干人怕什么？我们没有走。张邦珍说：“有钱人，官僚地主资本家才跑，少数人听到枪声，害怕就跑了，很快又回来了。多数人没有跑，还有人放鞭炮欢迎红军。”只有曾志禄承认他们家躲到山上去了：“我那时刚刚1岁，我父亲听说红军要来，就把我抱到乡下，只留了我祖母在家。红军来了，就住在我们家，我祖母住楼上，红军住楼下，他们自己煮东西吃，没动我们家的东西。我祖母也不和他们说话，都听不懂。后来看到没什么事，我父亲就把我抱回来了。”

　　几天调查下来，纪念馆解说员们逐渐采信了多数老人的叙述。在红色故事的讲述中，我们没有发现一种固执的坚守性说法。文化人作为“民间”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到故事的磋商和重述之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施爱东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10月1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