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

　　2025年，中国卖出3440万辆汽车，其中新能源汽车1649万辆。差不多每两辆新车上路，就有一辆装着锂电池，口袋里的手机、电网边上成排的储能柜……这与一位86岁的老人有关系。

　　2026年7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接过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半个世纪前，陈立泉在德国访学，研究晶体生长。一枚氮化锂做的纽扣电池引起他的注意，“德国人说，这东西，将来能驱动汽车。”陈立泉决定转行搞电池。那个时候的中国，自行车都很少见。如今，全球每三块动力电池中就有两块来自中国。

　　86岁的陈立泉还想再进一步，飞行器是电的，海里的船舶也是电的，AI也要用电……他把这个蓝图称为“电动中国”。

　　得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个月后，陈立泉回到母校中国科大参加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9月6日，参观校史馆时，他看到了自己的毕业照。

　　陈立泉是中国科大“5902”班毕业生。“59”是入学年份1959年，“02”是技术物理系的编号。这个系对口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系主任由物理所所长施汝为兼任。中国科大为“两弹一星”而办，或因保密的需要，最初的13个系都有编号。后来，类似“5902”这种编号成为科大校友圈里介绍所在班级的“暗号”。

　　“5902”走出了两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但“5902”不止于此。这一级校友里，先后走出12位两院院士；而放到更长的时间轴上，中国科大前三届毕业生共4688人，后来走出32位院士，15位科技将军。于是校史里有了那句“千生一院士”。

　　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泉做主题为《我的“锂”想》的分享。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5902的基础

　　陈立泉记得严济慈先生的课。500多人的教室里，坐满了人，都往前面挤。能上到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科学家的课，是很多学生选择中国科大的原因。

　　“当时科大招生简章保密，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我正好在中学副校长办公桌上看到了科大的介绍。”赵忠贤回忆，他这才了解到大师级的科学家都在中国科大做系主任或者教授，而且这所学校还是中国科学院办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是中国科大1959级近代力学系的学生，他记得中国科大招生简章的封面画着地球和卫星，打开一看发现近代力学系主任是钱学森，“我就义无反顾地报考中国科大”。

　　这是一套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的办学模式，不同于当时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中国科大1958年建校，首任校长郭沫若主张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学校一下子设了13个系，系主任全部由中国科学院对口研究所的所长或资深研究员担任。

　　中国科大的讲台上站过“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等，也有严济慈、华罗庚……赵忠贤上学的时候，主楼刚盖好，没有暖气。天气冷，严济慈讲课讲到一半时，就跺脚，同学们也跺脚取暖，然后继续上课。“张宗燧先生讲课越讲越来劲，衣服一件一件脱下去，因为浑身都是粉笔末。”

　　严济慈给8个系讲物理，最多时台下挤着700多人。严济慈的家人后来回忆，这样的课他每周讲3次，每次两小时。

　　中国科大经常邀请知名校友回校和学生交流。68年来，中国科大的讲台上站着很多“大师”。学校推动多位院士担任课程组组长，直接参与本科生课堂教学，这是从“5902”时期就留下的传统。

　　中国科大教授黄吉虎1958年以浙江省高考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后改录到中国科大。他对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印象深刻，他回忆道，钱学森每周上一次课，一个学期里只有一次因出访苏联调课，从没有缺席过。

　　杜善义记得这门课的名字“很浪漫”，钱先生上起课来，“对各种数据细节都很较真”。钱学森还拿自己的经历勉励学生，他在美国时，为解决一个薄板薄壳结构的稳定性问题，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新理论公式推导与计算的草稿能用麻袋来装”。

　　这直接影响到了杜善义。“文革”期间，原本学俄语的杜善义开始自学英语，还开始学习当时力学新分支——断裂力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理论与应用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后来，杜善义通过了业务及外语选拔，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派出的首批赴美学者。

　　最出名的是这门课的试题，开卷考试。黄吉虎回忆，学生们抓耳挠腮，很难下笔。

　　这次考试成绩，钱学森很不满意，认为学生们的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需要补课。所以，近代力学系1958级学生在校多留了半年时间。

　　钱学森给1958级学生做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的报告时，提出“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治学之风。他强调力学这门定量科学的精准性，因为火箭的设计容不得半点马虎，有同学标错了小数点和单位，他会提出严肃的批评。

　　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现场，《祖国不会忘记》节目中，众多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大屏幕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严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科大的一种教学传统。本科新生报到的第二天，就要先领教一次难度较高的摸底考试，很多学生都不及格。中国科大校友工作负责人赵林说，校友们聚在一起，还经常聊起当年的“杀手”老师和扎实的教学、严格的考试。

　　1959年5月26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阐明基础理论学时约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比重比一般工科学院高。他把基础课比作指南针：“它们也就是我们在摸索过程中的指南针，在许多条看来可以走的道路中，帮助我们判断哪一条或哪几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而其余是走不通的。”

　　直至今日，中国科大仍坚持夯实学生的基础教育。“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里的“宽”是指基础教育的广度与通识性，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多学科知识，在大一、大二阶段夯实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根基，为后续的学科交叉和个性化发展奠定宽厚的知识体系。

“5902”的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5902”为代表的中国科大的教学走出了一条特别的路，这种特别起初就是从老师们开始的。

　　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颜基义是中国科大1958级学生，曾任华罗庚先生的学术秘书。颜基义回忆，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深受苏联的影响，“走进图书馆，满眼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这些书固然有它们的优点，但体系庞杂，让人迷失路径，难得精华要领。而国内的一些教材虽各有特点，但又往往各自分离，让人难以曲径通幽，融会贯通。”

　　赵忠贤回忆，老先生们上课，也不看高教部的教学大纲，他们对大纲具体有什么，不太在意。“比如高等数学，1958级有几个系是华罗庚先生讲课，华先生觉得年轻人应该了解什么，他就讲什么。”

　　华罗庚亲自主讲，边写边讲，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大学数学系相关的基础知识用融会贯通的方式集成在一起。

　　像这样的经典课程和讲义，每个系都有。赵忠贤回忆：“钱学森先生讲物理力学，中国是没有这个课的，他工作地点特殊，两个年级学生坐车去听。结果就出了一本书《物理力学》。”还有严济慈的《电磁学》、赵忠尧的《原子核反应》、郭永怀的《边界层理论》等，许多授课教师放弃了以苏联模式为主、知识体系庞杂或内容陈旧的课本，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心得，亲自编写授课讲义。

　　据中国科大统计，前三届毕业生共4688人，84.9%进入国防机要相关单位，超过一半直接参与“两弹一星”事业。而成为院士与科技将军的那些人，很多都身处科研的“无人区”。

　　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现场，（左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施蕴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赵政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仙辉，中国科学院院士、合肥先进光源工程总指挥封东来在节目《勇闯无人区》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敢进“无人区”，不是他们天生的胆子大。先生们上课不看大纲、自写讲义，先给“5902”的人做了样子。后来，陈立泉、赵忠贤走的都是没人走过的路。

　　1976年，陈立泉决定研究电池的时候，已经36岁了。“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放着好好的专业不干，去研究冷门的电池，很多人觉得他疯了，但陈立泉没有考虑过这种从零开始的压力，他想，祖国的未来用得到，“你搞科学的，主要搞新的东西。”

　　1987年2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3位研究者成两排拍了张照，有赵忠贤，也有陈立泉。就在合影前，他们制备出92.8K的钇钡铜氧样品，液氮温区的超导体在中国人手里做出来了。从此，科学家可以用相对便宜且好用的液氮取代昂贵的液氦来构建低温环境，更利于超导的应用。这一年，赵忠贤受邀赴美国参加物理学术会议，是5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后来，美国《科学》杂志曾经3次报道赵忠贤团队的成果，认为“新超导体的发现把中国科学家推向国际前沿”。

　　《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中提到：“在学术研究方面，学校少提权威，注重创新，鼓励学生们参与科研，大胆提出自己的科研观点，在这一种气氛的熏陶下，不仅锻炼出了一批科研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探索精神。这批人毕业后，以其活跃的思维，不迷信权威的精神，在各行各业做出了杰出成绩。”

　　1978年，中国科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也创立了后来为人瞩目的少年班。如今在中国科大东区，少年班的展厅始终灯光明亮地展示着这所学校近半个世纪的人才培养创新方案。

　　20世纪90年代，全国曾效仿中国科大开办少年班的12所高校，多数陆续停办少年班。中国科大在坚持也在调整，培养定位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调整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

　　但是，少年班真正的功能，也许在“试验”。全校范围自由选专业，最早就在少年班试，这套做法在2002年铺向全校。

　　自由转专业政策背后，意味着“在中国科大，学生的学习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是一般意义上选几门选修课、旁听几节必修课的便利，而是一种打破院系、专业、年级壁垒的“无门槛”——学生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可以走进任意一个班级、任意一个教室去上课，也可以和任意一个人讨论问题，不论他是学生还是老师，是教授还是校长。《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写道：“在科大，学术上的讨论是没有尊卑长幼之分。”

　　刘思哲是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2025级学生，今年4月，刚满18岁的刘思哲创办了一家公司，做阿尔茨海默病的语音识别产品。

　　刘思哲有这个创业的想法后，就给学校专门做语音识别的教授发邮件请教。刘思哲很快收到了回音，这位老师还为他介绍了如今团队里的核心技术成员。

　　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现场，守忆科技创始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5级少创班学生刘思哲在台上演讲。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上市公司国仪量子创始人贺羽16岁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2009年10月，贺羽和一群物理爱好者成立了“力学研讨组”。两个月后，“力学研讨组”更名“格物致知”社，并由此创办《格物致知报》。

　　这个社团招新的方式是提交一篇小论文，三个课题任选，分别是：落体偏东问题、傅科摆周期问题和多米诺骨牌传播速度的模型问题。

　　贺羽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提到，格物致知社团的建立就源于当时学校里自由的学术讨论氛围。

　　1981年，数学系的学生自办了一份学术交流刊物《蛙鸣》，这份刊物慢慢发展，设有研究与讨论、问题征解、数学小品等若干栏目。科大一代又一代学数学的人从《蛙鸣》中成长，时任校长谷超豪为其题词：“其形虽小，其声也宏，夯实基础，奏出强音。”

5902的精神

　　赵忠贤记得，钱三强先生来校作过报告，讲苏联卫星上天，郭沫若校长也强调这一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中国要发展尖端科学，希望就在我们身上。”

　　他回忆，科大创建情况比较特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学生都觉得自己生活苦一点没关系，因为自己重任在肩。”

　　当年在学生中盛传，郭永怀是力学所最用功的人，中午从来不睡午觉，大家总是会在中关村大道上看见他颀长的身影，穿一件夹克衫，头戴一顶鸭舌帽，大步流星地向力学所走去。

　　他鼓励学生们像牛顿和鸡骨头的故事那样，用废寝忘食的傻劲去学习、工作，因为天才是没有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

　　“科大学生念书是不要命的。”赵忠贤说，中国科学院的教授那么忙，但给学生讲课从来都是全力以赴，“学生也有很强的使命感。要是你学不懂，那是本事不行。”

　　他自己就累出过病，想学的东西太多，还洗冷水澡，周末跑到很远的东郊，出钱跟人学日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大师的言传身教，自由严谨的学风、学校的改革和创新、基础课的“磨炼”，共同塑造了科大学生某种共同的特质。一位校友总结过科大人的气质：“不怂、不怵、不怕输。”

　　校友们也常讲起南迁合肥的日子，1969年底，科大奉命南迁。校史记载，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共35000箱。搬迁中仪器设备损失三分之二，教师流失一半以上。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留下来的“都是年轻人”，但学校硬是办了起来。那年学校复课，66岁的钱临照先生重新走上讲台。恢复高考后，学校“一下就蹿了上来”。

　　中国科大东区的草坪上，立着这座学校最早的雕塑——孺子牛。

　　1983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即将离校，其中就有首届少年班的学生。他们集体捐款，凑了大约4000块钱。9月，雕塑落成：宽厚的基座上，两头初生牛犊低首蹬足，用犄角和阔背推动地球。

　　1983年，学生沈涛在校园刊物上写下《“孺子牛”的启示》：“看着这孺子牛，你仿佛感到它周身有奔涌的热血，感到它喘息喷吐的热气，听到它短促而振聋发聩的咆哮。昏庸的，在这里头脑清醒；软弱的，在这里挺直腰杆；忘本的，在这里记起过去。做孺子牛，吃尽草，挤出奶，负重远行；做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精神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是学校刻意“经营”的。新生的开学第一课，请资深校友来讲；学生们自己排演老一辈科学家的话剧，最新一部的角色是赵忠尧。邀请学生来校史馆当志愿者……

　　贺羽读博期间，导师借给他一间14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他“白天见客户，晚上写代码”。2016年，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共同创办国仪量子，做量子精密测量仪器。高端科学仪器，是被“卡脖子”的领域。

　　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教授潘建伟曾给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分别发了一条短信：“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陆朝阳至今保存着这条短信。他后来回国，成为量子团队的中坚。再往后，1997年出生的邓宇皓，本科出自少年班学院，成为“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论文最年轻的第一作者。

　　2008年出生的刘思哲创业的缘起很简单，他发现爷爷奶奶突然叫不出他的名字了。乘着AI的便利，他参加了黑客松大赛，想让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和诊断早一点进到千千万万个家庭。

　　中国科大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提到，科大的原创性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年轻人上面没有压人的学术权威”。中国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权威，但这些大师始终开明，提携后辈。

　　在中国科大民主办学的改革中，有一项重要的制度被称作“校务公开，民主治校”。中国科大设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学生代表大会。学校的重大决策和有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提交讨论表决。首届教代会征集到的提案达400多份。蒋家平在中国科大工作了27年，他在《我看“科大精神”》中提到：“在科大，教代会从来不是为领导评功摆好的场所，而是真正触及学校管理深处的议政议事机构。代表当堂质询校领导，是会议设定的程序之一，常常出现代表仗义执言、拍案而起，领导以公仆的姿态回应答疑等令人难忘的情节。”

　　有研究中国科大文化的人用“呵护”，来形容中国科大对“学术自由”氛围的态度。郭传杰在任期间，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是当面就提。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有关部门根据安全保卫规定为来中国科大视察的领导派了警车引路。学生们在BBS上提出强烈批评：这里是校园。学校为此与有关部门沟通，并达成一致，今后，凡有国家领导来科大视察，警车在校园里不再鸣笛。

　　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结束后，巨型紫色气球在学生们手中传递。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这样的科研环境，允许一个人有把科学做一辈子的自由。这样的“土壤”，也“长出”了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

　　2026年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陈立泉的妻子黄玉珍也在现场。黄玉珍是陈立泉的同学，也来自“5902”。1987年液氮温区超导体攻关，她负责超导材料研制，曾和赵忠贤、陈立泉一同获得198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她说，当初认准陈立泉是觉得他有潜力，“他好像从来不畏惧什么事情，也从来不说‘我不会’或者‘我不敢’。”

　　有记者问：“会劝耄耋之年的陈院士好好休息吗？”

　　黄玉珍回答：“我根本就不会劝他，因为我劝了也没用，就让他自由地乐在其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