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洁 实习生 吴淑敏

　　70年代的筒子楼，垃圾竖井从顶楼直通到底，家家户户倾倒而下的煤灰从楼道底部冒出来。那一年，于辛放学回家，走到垃圾道旁，看见有两人站在角落。煤灰落了一身，肩膀上、头发上沾满灰尘。两人却像没察觉似的，头凑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讨论得入神。

　　于辛走近了才看清——其中一个，是他父亲于敏。这两人恍然发现身上落满了灰，相视一笑，拍了拍衣服，走到一边继续讨论。

　　那时候于辛还不知道，这个一身灰、站在垃圾道旁跟人讨论问题的父亲，究竟在做什么。他只知道父亲很忙，家里人来人往，房门总是关着。

　　多年后他才慢慢拼凑出父亲的一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校区，于辛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1951年于敏完成北京大学研究生阶段学习，同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1日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组，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崭露头角。

　　1961年1月，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告诉于敏，“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自此，于敏团队投入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研究工作。

　　小时候，家里的客人从来没断过。上午一波，下午一波，晚上还有一波。父亲的房门关着，窗帘拉着。母亲不让于辛凑近。他便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累了，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发呆。只要门一开，叔叔阿姨走出来，他立刻往里跑。

　　那时，家里三代人、五口人住着30多平方的房子。房间小、过道窄，他经常看到父亲搬了一个长方形的板凳，放上一盏小台灯，坐在小马扎上看书。“父亲工作时非常投入，眼睛里常常是放着光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氢弹的研究迫在眉睫。于敏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汇集。一时之间，理论部高手云集。

　　攻坚克难之际，于敏昼夜论证计算，推翻美国权威期刊所谓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的数据，避免国家数亿资金浪费；在进行热核试验中，于敏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未考量到位，主动申请试验场地暂停作业，热试验暂停，冒着担责风险重新计算。

　　在理论部，流传着于敏的“三不论”原则：不论时间地点都可以问，不论数学物理还是别的学科都可以问，不论问题难易他都耐心解答。学生不多，但理论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于敏的学生。于辛说：“因为他从不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全倒出来。”

　　有人笑称想在学术上“骗过”于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往往在交流工作之前，于敏就把方方面面问题都估算好了。

　　但由于工作繁忙，父亲却很少关心于辛和姐姐的学习。父亲忙到连刮胡子都觉得浪费时间，经常隔几天才刮一次。但胡子扎人，他又喜欢抱儿子亲，就先用热水把胡子捂软了，打上肥皂，拿刀片一点点刮。刀片舍不得换，钝了就磨一磨继续用，有时候不小心刮破了脸。

　　但有两件事，父亲是郑重其事地跟孩子们说过。

　　一件是填报志愿。姐姐高考时，父亲建议她选无线电或半导体专业——那时候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上还很落后。于辛高考时，父亲让他学轻工和纺织，说轻纺是国家的短板。

　　父亲总对他们说，专业选择和个人爱好要跟国家需要紧密结合，把理想和国家发展连在一起，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件，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一句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另一句是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第一个座右铭促使他面对如此多困难、诱惑和曲折，始终坚持科研。”于辛说。

　　后来许多故事的来龙去脉，于辛是从报纸里看到的：1978年，钱三强邀请于敏回到中国科学院，继续从事于敏所热爱的基础理论研究，并承诺解决一家人户口。这对于需要凭户口本才能解决粮票、油票、孩子升学等问题的年代极为珍贵。但彼时，因多种历史原因，一部分学术带头人相继离开了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即便在全家人的期待之下，于敏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带领团队相继实现了中子弹、小型化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于辛说，父亲对第二句话的理解是：淡泊，是不为物欲所惑，才能志存高远；宁静，是不为权势所趋，才能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疑，才能坚持真理，“这是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格”。

　　回望父亲一生，于辛感慨，“他对物质要求非常低”。一张铁床陪伴了于敏30多年；一张老式写字台陪伴了他20多年。但就在如此朴素生活中，于敏带领团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据报道记载，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直至1980年代末于敏的身份解密，这位隐姓埋名者的事迹才开始被更多人知晓——凭借独创“于敏构型”，中国以世界最快速度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

　　从接到保密任务起，于敏从未和家人解释过自己的工作。多年之后于辛才了解到了更多父亲的故事：原来那些经常来家里、坐下来就关上门说话的人，那些在院子里拿着本子围在一起神神秘秘研究的人，是他们开辟了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路，是他们为中国铸牢了国防盾牌，让中国人挺直了民族脊梁。

　　于敏常对孩子们说：“中华民族不欺辱旁人，也不能被旁人欺辱。”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支撑着他走了一辈子。

　　“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两弹一星’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于辛看来，这是一种建国初期极其困难条件下，诞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只有深入了解“两弹一星”元勋们，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才能在遇到困难之时，拥有更大的信心和决心去突破困难。于辛说：“‘两弹一星’精神是需要代代相传的。”

　　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于敏《关于氢弹理论预研工作的简况》手稿向公众展示。自2024年10月16日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重新开放以来，至今已有超过25万人次到馆参观；围绕“两弹一星”精神，国科大开展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话剧大赛、“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展演会等活动，将故事带进“大思政课”宣讲会、高校和中小学课堂、线上直播间等，感染了上万名学子。

　　8月16日，是“两弹一星”元勋于敏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在世时还嘱咐子女，千万不要对外说“氢弹之父”这四个字。“核武器研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在于敏看来，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个事业才能走得更长远。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8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