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的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

　　“知心姐姐”卢勤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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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勤小传：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原总编辑，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高级编辑，曾长期主持《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栏目，被广大少年儿童及父母热情称为“知心姐姐”。

　　少先队是每个孩子珍贵的时光。它为孩子们的童年带来最美好的回忆。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曾担任中队宣传委员，负责把报纸内容誊抄到板报上。当看到全国许多小朋友都给《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写信后，我也偷偷寄了一封，不久后，便收到回信。我这么普通的小孩，写封信就得到回复，这种成就感真是没法用语言表达。从那时候起，我便有了当“知心姐姐”的想法。

　　为了成为“知心姐姐”，我可没少下功夫。我比照“知心姐姐”的样子，把短发梳成两根小辫，还专程到照相馆拍了一张标准照。可当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发现，这哪像知心姐姐呀，更像光秃秃的小和尚。照相馆师傅调侃说，“长什么样照什么样”。对“知心姐姐”的模仿，并没只停留在外貌上，我发现“知心姐姐”爱笑，自己太严肃不会笑。为了当上“知心姐姐”，我见人就笑，笑多了，亲和力就提升了。

　　上了初二，作为全班第一个共青团员，我成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谁要入团都要找我谈话，那时候忽然觉得，你说我听、我说你听，知心的感觉真好。

　　少年时期，少先队组织为我培养了一颗爱心。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学到一篇课文《海边青松》，文章讲述的是英雄安业民爱国爱家的故事。我和两位同学一起，秘密成立了一个做好事的小组。

　　我们三人在我家里一起制作了专用印章和证件。印章上刻着大海和海燕，证件上贴着个人照片，还模仿户口本在背面写下了“不得遗失、不得转让”的字样。我们要求自己不但要做合格的少先队员，还要有解放军的作风。我们设计了两本《红领巾日记》，一本用来记录我们做的每件好事，一本寄给了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叔叔，并且和他们约定写满后要相互交换。和日记本一起寄去的还有一条红领巾，上面有我们亲手绣的四个字“保卫祖国”，以及一把在天安门广场上采集的花种。

　　天天做好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渐渐地，我做得越多发现得也越多。哪个同学心情不好，我会悄悄地塞给他（她）一张纸条，送出一句鼓励的话；学校女厕所盖茅坑的木盖坏了，我们就在放学后把它修好；到军事博物馆参观，我会默默地擦去玻璃展柜上的灰尘；在新华书店，我会自觉地整理放乱的图书……每当做完这些事，我都能感受到助人的快乐。

　　等我们记满一本《红领巾日记》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寄给福建的解放军叔叔。不久之后，我们收到了解放军叔叔们的来信和他们记的一本《红领巾日记》。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后来，做好事小组发展到32人。每次有新成员加入，我们都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宣誓。一次，安业民的战友、《海军日报》记者徐弟鸪悄悄观看了我们的宣誓仪式，郑重地说：“这是一件好事，但要让大队辅导员知道，在少先队领导下进行。”

　　我们立即跑回学校，找到大队辅导员康文信，一五一十地讲了秘密。没想到，康辅导员听了说：“你们做了那么多好事，以为没人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相信我，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直到六年级毕业时官兵到学校来看望我们，《海军日报》报道了我们和解放军的友谊，秘密才在学校公开了。少先队时期的经历让我明白，当一个孩子有机会帮到别人就会产生一种助人的快乐。快乐不是别人给予的，是自己感受到的。

　　正是从小培养起的互助精神，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少年报》工作的我参与发起了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以下简称：“手拉手”）。从那时起，可能有20多年的时间我都在参与策划和推荐与“手拉手”相关的活动。

　　两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个故事是一次我在上海听到的：上海潭子湾路第一小学的陈智翔在给农村“手拉手”朋友写信时，附上了自己得意的彩照，并提出想要一张对方的照片。

　　几个月后，当他正为农村小朋友的“小气”生气时，回信终于来了。

　　信封里有一张1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小朋友半闭着眼睛。信中说：

　　“陈智翔同学，寄上我的相片。要知道我们村没有照相的，我专门跑了五六十里路，用我和妈妈攒了很久的钱，去县里照了这张相。回信晚了，请你原谅。”

　　小智翔哭了，哭得很伤心。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小智翔请辅导员捎给我一封信，信中说：“看到这张黑白的小照片（我在上海没见过这么小的），我惊呆了。怎么相片上的人看不见眼球呢？原来是第一次照相太紧张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呀！我真后悔不该在信中提寄照片来的要求。我想象着小伙伴爬山越岭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我怎么没想到他家附近没有照相馆呢？怎么没想到拍照要花他那么多钱呢？我真太不懂事了。这张小小的照片使我看到城乡的差距，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就要学会多为别人着想，少给别人添麻烦。”

　　读完这封信，我感动得流下眼泪。

　　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向全国“手拉手”互助活动组委会顾问徐惟诚同志作了汇报。他记住了这件事。

　　1995年夏天，他在河南信阳地区的风景区鸡公山，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手拉手”夏令营基地。在第一届全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夏令营开营式上，他代表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赠送给参加夏令营的每个农村孩子一架照相机和一个彩色胶卷，孩子们欣喜若狂。

　　从贫困地区来的女孩、江苏溧水仙坛小学的吕时珍，来到夏令营一直一言不发。当她得到照相机和胶卷时，又惊又喜。她双手捧着相机，问老师：“老师，这相机真的属于我了吗？”

　　“属于你了！”老师笑着回答。

　　她还不太相信，又找到另一位老师问：“这相机真的不要回去了吗？”

　　“对，不要回去了，这是你的了！”

　　这回，吕时珍笑了。她兴奋极了，捧着相机，跪在床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第二天，我在她的床上看到了她写的日记《我的第一次》。第一次参加夏令营；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长途汽车；第一次坐大轮船；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真飞机，还坐进了驾驶舱；第一次得到了照相机；第一次戴上手表……

　　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在闭营式上发言，她一口气讲了21个第一次，听完她的发言，所有城市的孩子都哭了。当场就有小朋友送她各种东西，有个南京的小女孩还和她建立了“手拉手”的友谊。后来，这个家庭一直帮她完成了学业，农村孩子家里也给南京孩子家做了一大堆鞋，友谊一直持续下去。

　　另一个故事是有一年，我带着小记者到湖北罗田县大别山区采访，住在一个叫张正的男孩家里。他11岁，在乡小读书。我送他一张《中国少年报》。没想到，他又惊又喜，双手捧过报纸，用袖子当抹布，把桌子擦了好几遍，才把报纸平平地铺在桌上，一字一句读起来，直到深夜。

　　第二天清早，他又读起来。我招呼他出去和城里的小记者拍照，他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报纸，把报纸卷在胳膊上，直着胳膊站在镜头前。我觉得画面不好看，顺手把报纸接了过来。就在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我发现，张正的眼睛并没看镜头，一直盯着那张《中国少年报》。

　　我心里一热，忙问：“你见过报纸吗？”

　　“没有。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张报。”张正回答。

　　“你有书吗？”小记者们围过来问张正。

　　“有两本。”张正打开小书包，一本是语文书，一本是数学书。没有一本课外书！

　　当时的小记者中有3名来自上海，他们都是红领巾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回到上海，红领巾理事会就发起一本书寄友情的活动。上海100万少先队员捐了218万本书给贫困地区。这件事给我们非常大的震动，我们因此发起“写一封信、寄一本书、送一份报、交一个朋友”为主要内容的“手拉手”互助活动，大量的图书、报刊通过城市孩子的手，送到边远、贫穷的山村。

　　可以说，这些年来，“手拉手”活动的持续开展，让越来越多处在童年的孩子心中有了别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产生真正的成就感，非常有意义。

　　我希望，未来少先队小朋友们都能成为有正确价值观的人，能对生活说一声“太好了”，对自己说一声“我能行”，对有困难的人说一声“我帮你”，对自己的伙伴说一声“你真棒”。同学们，努力吧，今天你以祖国为骄傲，明天祖国以你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