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高台建筑为什么衰落

　　图片来源：《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插图

　　战国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描绘的高台建筑。山东大学教授路国权供图

　　1950年秋，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进行发掘，由此拉开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大幕，其成果刊布在“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报告》中报道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鉴，原报告描述这件铜鉴时说：

　　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器形与一般战国式铜鉴相似，大口小底，两耳垂环，口缘外折，底平无足。……表面光素，里壁用利刃精刻花纹两列，纹细如发，用放大镜始清楚可见。……内容颇丰富，大底半周属燕乐，半周属射猎。燕乐部分，以建筑物为中心，左钟右磬，计可显见者人28，鸟兽8，器43。左以墙垣房檐为界，右以墙垣绳索纹为界。涉猎部分，人9，林木鸟兽30，器23，皆园林池沼风物。

　　经傅熹年先生的复原研究，铜鉴上描绘的高台建筑由3层组成：下层中心是夯土台，夯土台四周绕以廊，中层正中立都柱，都柱两侧各有辅柱承托上层，中心部分四周亦绕以廊。上层中心应是堂，四周设廊，堂与廊檐形成重檐。脊上方有叉形脊饰。上中层檐刻出筒瓦和板瓦的图像。三层柱上都置栌斗。

　　这件铜鉴所反映的建筑形象，可以作为战国时期普遍兴建的高台建筑的一个代表作。宿白先生认为：“魏位于中原地区，是当时文化水平最高的所在，这个台榭图像，比咸阳秦的殿堂进步多了，也可能比中山王墓享堂进步，可以看作战国建筑的代表作品的图像。”

　　在列国纷争、百家争鸣的年代里，“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成为那个时代的共同取向，由此诞生了一批著名的高台建筑，如楚灵王六年（公元前535年）“举国营之，数年乃成”的章华台，“台高10丈，基广15丈”，曲栏拾级而上，中途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故又称“三休台”；楚灵王好细腰，宫廷里满是细腰宫女，所以章华台又被称“细腰宫”。这种对建筑高度的狂热追求，一直持续到汉代，《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

　　但是，这种对建筑高度的追求只是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建筑此后更悠久的传统，是追求在平面上纵深发展所形成的建筑群与庭院之间的空间变化。潘谷西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见长：

　　宫殿、陵墓、坛庙、衙署、邸宅、佛寺、道观等，都是众多单体建筑组合起来的建筑群。其中特别擅长运用院落的组合手法，来达到各类建筑的不同使用要求和精神目标。人们对所在建筑群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也只有进入各个院落才能真正得到。庭院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灵魂。

　　追求极致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建筑放弃了对高度的追求，而去发展院落式的群组布局呢？

　　根据傅熹年等先生对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图像的研究，结合考古发现的高台建筑遗址，可以发现，古人为了追求建筑的高度，曾经在两个方向上做过努力：其一是用夯土夯筑基础，在每一层夯土基础上用木材构筑出楼阁的外观，这种高台建筑可以使每一层的开间得以保障，但每一层的立柱和立柱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必然联系；其二是井干楼，可以在保持高度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开间尺度，但是木材的消耗是巨大的。建筑高台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国语·楚语》中记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伍举对楚灵王说：“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

　　中国古代对于高度的追求保存在了塔的建造中。仙人好楼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的窣堵坡形式就与汉代的楼阁相结合，形成楼阁式塔。楼阁式塔还不能满足古人对高度的想象，于是，又发明了密檐式塔。

　　郑岩教授认为，密檐式塔的塔檐虽然密集，但在每层塔檐之间都有一段极短的塔身。在这段高度有限的塔身上，常常制作出门窗。因此，虽然密檐式塔有可能在外轮廓上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但其实质性的组件与楼阁式塔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压缩”式的楼阁式塔。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压缩，郑岩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克服木结构楼阁式塔在高度上的局限，“砖塔将每一层塔身压缩，利用檐子将有限的高度做了分割，凭借着这种分割和压缩，获得了‘层’数的增加，由视觉而引发联想，从而获得概念上的‘高度’”。

　　塔确实满足了我们对于高度的希冀，木材的使用在高度上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如现存的应县木塔，这个成就是木构技术发达之后取得的。然而木塔在空间方面存在缺陷。塔上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少数瞭望塔，没有更多的实用价值。

　　砖石材料在理论上可以满足我们对于建筑高度和空间的需求，但是，中国的工匠对于砖石材料的运用并不娴熟。梁思成先生称之为“用石方法之失败”，指出“中国石匠既未能尽量利用石性之强点而避免其弱点，故对于垫灰问题，数千年来，尚无设法予以解决”。

　　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兴建的潮流，以及傅熹年先生所称“中国古代台榭建筑衰落消失”的过程来看，木结构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经济的、技术的和观念的因素是相互制约的。

　　此时，我们再回望战国秦汉，那确实是一个让人血脉偾张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杭侃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