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会海让广大基层干部深恶痛绝。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当前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出现反弹回潮现象,且表现形式屡屡变异,令基层干部叫苦不迭。
之一、以会“套”会,以时间补数量。
一些地方和部门仍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认为只要会议安排了,就等于工作落实了,出问题时,开过的会就成了“挡箭牌”。要求控制会议数量,那就在会议时长上做文章——在大会之中“套”小会,哪怕不相关的会也都“绑着开”,以会议时间的延长弥补会议数量的压减。一些地方对此乐此不疲,原本1个小时可以结束的会,可以开半天甚至更长时间。“大家知道上级有套开的会议,于是先弄几颗糖放口袋里。”华东地区一名县委书记说,开几次就懂了,到饭点都结束不了。
之二、“陪会”不止,主业生疏。
凑人数、开大会,开会就是为了等散会。如今部分地方“陪会”风盛行,以体现对上级领导的重视。华南地区一名县长透露,会议占用其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基层干部淹没在“会海”中。多地基层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非会议对口部门、日常业务并不相关的干部,自己常被要求参会,即便“心有不愿”,也只能把业务工作闲置一边,到会“凑个人数”。有的基层干部戏称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工作时间陪会,休息时间加班”,大量工作只能在陪会结束后进行。
之三、视会议为“待遇”,随意扩大参会范围和规模。
动辄点名“一把手”参会、要求全员参会……多名基层干部透露,部分上级单位领导喜欢“摆排场”,随意提高会议规格,扩大参会人员范围,把会场变成体现自己权力、待遇的“秀场”。西部某县多名干部表示,一些会议不管内容是否重要,均要求乡镇党委或政府的主官到现场参加,认为前来参会的人数越多,尤其是乡镇主官都来参会,就越显示自己有威信、有面子,虚荣心得到满足。“部分领导干部对会议有一种执念,这个会议不开,显得我这个部门就不重要,没存在感了,所以必须开,而不管会议本身是否有其必要性。”华北地区一名县委书记说。
之四、“一竿子插到底”演化为“一竿子重复到底”,“关键少数”疲于奔会,“困”在会议室。
西部某县一名县处级干部介绍,原本可以大幅提升效率的视频会议,如今出现变异。有的视频会议自上而下层层召开,同样的内容市县乡村层层开一遍,“一竿子重复到底”,以致一些基层干部得参加四五次。沿海某县级市委组织部长表示,当前市县领导每天有许多会议,不少视频会议内容跟业务没什么关系,但也不得不参加,“困”在了会议室。
之五、改头换面,借“云”反弹。
北方一名处级干部介绍,上级单位虽然减少了纸质文件的下发,但电子平台、App推送、群发微信等成为发文新渠道,让人眼花缭乱、疲于应付。乡镇干部手机上普遍装有多个工作App和微信公众号,每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完成App上的留痕任务。一些地方对名目繁多的政务App提出注册、登录、打卡、问题反馈等硬性要求,并与基层干部工作考核挂钩,导致大家“压力山大”。
之六、沉迷于搞变通,文件“红头”变“白头”。
中部某省多名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单位“红头”文件少了、“白头”文件却多了,尽管不编号,但效力是一样的。一名市委书记透露,许多文件缺乏指导性和精准性,大量大而化之的内容充斥其中,通篇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最后部分——出了问题要严肃问责,基层对这些“白头”文件也不敢怠慢。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以内部通知、口头指示、电话通知、工作便函等形式代替下发文件,进一步增加了“发文”的随意性。
之七、热衷统计造假,搞“数字减负”。
有基层干部反映,因为带密级的文件不纳入统计范围,有的地方就把根本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定性为涉密文件下发,形成发文数量减少的假象;还有的地方将原本由县委县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改为相关部门下发,由于没有文号,并不纳入统计。从表面看,会议或文件的数量减少了,但其实什么都没少,工作总在纸上游走。
近年来,中央在精文减会方面持续发力,频繁开会发文的情况得到较大改善,但在制度设计上仍有待完善。受访干部认为,文山会海既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也是困扰基层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地方对文山会海的治理搞变通、打折扣,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
要持续健全导向科学的考评体系。受访干部表示,应以工作实绩、群众满意度为评价干部工作的“硬指标”,以此树立崇尚实绩、鼓励实干的正确用人导向,为基层减负,为务实加码。引导党员干部端正政绩观,重实绩轻痕迹,破除“开会就是落实、讲话才是重视”的思维惯性。
要进一步严格会议和文件管理制度,明确主体责任。多名基层干部表示,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对会议权威性和严肃性要有清醒认识,在工作中坚决把住文件、会议的数量关和规模关,减少非必要的会议,未经上级领导批准不得随意扩大会议规格,努力在工作效能上下功夫,切实通过可行措施为基层减负,解决具体问题,回应基层期待。
半月谈记者:覃星星 席敏 谢奔 / 编辑:姜磊
(参与记者:周科、曹国厂、王劲玉、陈弘毅、刘邓、陈国峰、闵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