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修订版（上、下册）书影。具有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发展特性的北京历史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不仅绝无仅有，而且独树一帜，是高踞于人类城市文明之巅的“人类文明圣殿”。它还是孕育了远古人类、现代黄种人、新石器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地方，堪称“中华第一摇篮”；它更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从上古时代走来并且始终永葆大都市地位的城市，堪称“天下第一城”；它同时是不折不扣的“东方第一都”，在它红墙绿瓦的深处，蕴积着极为丰厚也极其深刻的东方文明内涵。该书既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做了系统、深入、全面的纵向剖析，又对其特异性做了大视角的横向比较。供图：华夏出版社

　　在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当我们不仅全面贯彻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还融汇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突破按时代划分研究范围的拘囿，还努力克服“中原中心论”的影响，客观、公允、全面地审视历史，以下事实就会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姑且不论“北京猿人”是人类起源的源头之一，单就现代人的起源而言，北京地区还发现了欧亚大陆东端最早的晚期智人实例，表明偏居一隅的北京地区不但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也是现代黄种人的故乡。

　　种种迹象表明，整个中国北方的粟作农业和新石器时代革命实发端于北京及周边地区，而非肇始于中原地区。从刚刚跨入新石器时代起，燕山南北两侧的文化就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彼此源出一脉，此后更是密不可分。同时，作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北京地区很早就把塞北和中原两地的文化紧紧连在了一起。

　　东北地区虽然后来成了游猎民族的天堂，但在史前时代，那里却有相当发达的农耕经济，是大中华史前农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大江南北各地的龙山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辉耀出了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早已为学者所共奉。殊不知华夏文明的起源还有一个“多重心”的特点，即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的重心。这些重心交替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各在一定阶段独领风骚。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在距今5500年前后，在整个北中国，向着文明终极目标一路领跑的，恰恰是塞外的红山文化。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燕山以北并非一直落后于中原地区，反倒是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

　　中华文明始祖黄帝到底源出于何处？这显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华民族的头等疑案。而于史可稽，黄帝正是从一度领先于中原的塞北红山文化中走出来的，因为这获得了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所论的十二大证据的支持。在有关黄帝起源的东南西北诸说中，能得到如此支持的绝无仅有，故以此说最可凭信。

　　从红山文化中走出来后，黄帝集团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在涿鹿及北京西北一带点燃了神州第一束文明火把，而那时的莽莽中原，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寻根溯源，从形成雏形的那天起，华夏民族就是由北狄、西羌、东夷、中原集团融汇而成的，具有与生俱来的多元特质。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时期，西辽河流域的文化始终和北京地区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而除了文化的交融互动，塞内外人员的交往更是毋庸置疑，因为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以人为媒介的。黄帝集团从红山文化的整体南下，就是燕北族群对燕南的一次大规模交流。北方游牧民族的远祖荤粥族是从燕山南麓北徙的，金朝和清朝的祖先肃慎族也是从北京一带迁往燕山以北的，这又是燕山以南族群对燕北的交流。凡此事例无不证明，燕山南北自古本是一家，属于同祖同源的同一族系，他们被长城分开是很久以后才有的事。

　　相当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游牧文化源起于西方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至今仍是颇有影响的说法之一。倘如此，则数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二元对立”，就不再是中国内部的“家事”了，而成了所谓的“国际争端”，由此带来的麻烦也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所能涵盖。幸好有诸多事实证明，中国北方的畜牧经济和畜牧族是因环境的演变而在夏代自发生成的，燕山以北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就是它的一个故乡。

　　以上所列，都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而它们桩桩与“中原中心论”的立场相悖，也桩桩与北京的历史作用有关。其中关于中华始祖黄帝源出于燕山以北、崛起于燕山以南的论断，更是对“中原中心论”的极大颠覆。

　　自从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欧洲中心论”思潮，强调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优越性，是世界发展的主轴，也是其他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法国哲学家孔德、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等都是此论的代表人物，孔德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 这种流弊甚广的狭隘观念，贬低了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使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闭目塞听，也使整个世界长久以来以西方意识为主导。直到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全球史观”，这才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思维定势，使全世界的历史观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只有彻底摆脱“中原中心论”的桎梏，才能全面展现大中华历史的宏伟全景。

　　更重要的是，只有彻底摆脱这一拘囿，北京地区偏居东北一隅的特殊势场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它的历史文化特性也才会全面展现出来。到这时，北京的历史文化就会掀开自己厚重的面纱，向世人展示它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发展的属性。

　　6月17日，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召开之际，出版方举行《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修订版（上、下册）新书分享会。供图：华夏出版社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有它内在的气质和气韵，而这就是由它贯穿始终的历史特性所决定的。北京历史文化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的发展，充分揭示这是一座极具创新性、恒久性、进取性、开放性和统一性的城市，这就是北京的气质和气韵。

　　既然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这五大特性就必然会反映到城市发展的“硬件”上来。北京地区最早的拓荒者是北京猿人、东胡林人和崛起于涿鹿及北京西北一带的黄帝集团，而周口店遗址、东胡林遗址、延庆阪泉遗址等，就是他们给这片热土留下的实体遗存，证明了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悠久性。至于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持续性，则包含在有12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市近万项文物古迹中。北京历史文化的递进性，则是由每个阶段的最高规格遗迹及遗物表现出来的，这在各个时代都不难找到。

　　那么，古都北京的多元性和一统性又是如何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呢？换言之，什么样的“硬件”才最能反映北京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和一统性呢？这个问题直接关乎北京这个文明古都所蕴积的特殊内涵，理应重点剖析。于是，在逐章论证了北京历史文化的五大特性后，本书第七章又专门对古都北京城市建设的多元一统风貌展开了讨论。

　　质言之，多元性在古都北京的表现是无处不在的。大到民族的多样性及民族语言、文字、建筑、服饰、文化、习俗的多样性，小到一座墓葬或一个遗址内不同谱系器皿的共存，细到同一件器物上兼有的不同文化因素，都是多样性的反映。但这种多样性是一种泛文化现象，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以证明北京地区非同寻常的多样性和兼容性。因此，第七章专门撷取了不同宗教建筑在古都北京的并存与发展，以此来说明各大宗教在古都北京的共生共荣。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是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尤以一元主神的宗教为最。而倘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再加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这自然说明了北京所具有的特殊兼容性。

　　至于一统性，它在古都北京的表现不仅可以反映在第六章所说的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以贯之上，更能反映在第七章所论的标志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典型建筑的一脉相承上。

　　在充分论证了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基本特性及表现后，第八章对这些属性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这种比较应该是多层面的，不仅要和中国的八大古都做比较，还要和世界各大古都及著名古城做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是，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大历史文化名城中，同时兼有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发展特性的，北京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结论无疑给北京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其中最突出的亮点是：

　　放眼整个北京地区，既存在标志古人类起源的“北京人”，又存在标志现代黄种人起源的“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既有新石器时代先驱的“东胡林人”，又有点燃了神州第一束文明火把的黄帝集团及其后人，是集人类起源、新石器时代起源、国家文明起源于一身的地区。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可谓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使得北京当仁不让地成了“中华第一摇篮”。

　　仅就城市文明的发展而言，在地理位置固定不变、城市文明持续不断、都市地位始终不降的三大前提下，由殷商蓟城以迄于今，北京城整整度过了三千二百多个春秋。其时间之长不仅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无出其右，这又使北京当之无愧地荣膺了“天下第一城”的桂冠。

　　从城市建设来说，体现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方民族传统信仰、伦理道德、文明基干的礼制建筑，以及展示泱泱华夏厚德载物宽阔胸襟的宗教建筑，都在古都北京得到了充分展现，昭示这里是东方文明的集大成之所，这又使北京自然而然获得了“东方第一都”的美誉。

　　若将北京历史文化的五大特性全部归纳起来，如此悠久、持续、递进、多元、一统发展的北京，就更是举世无双了。犹如希腊人将雅典卫城奉为圣城和神灵一样，北京也是这样一座圣城，是世界历史上无出其右的“人类文明圣殿”。

　　（作者系知名文史学者，曾任武汉大学考古专业主任、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等职。本文经授权摘编自《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修订版，现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