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8月19日，“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旨在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为应对当下的全球挑战提供借鉴和启示。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发表致辞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当前，各国普遍面临复苏乏力、通胀高企、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如果风险不断累积强化，有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经济长期衰退的可能。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1997年，亚洲发生一次世界性金融风波，从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开始，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一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大部分主要股市大幅下跌，各国外贸企业受到冲击，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陷入混乱。

　　李伟回顾指出，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积极采取救助措施，并主动对本国经济政策、发展模式、金融体制及产业结构进行反思和调整。国际社会也积极参与应对，以缓和金融动荡的冲击。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主动对有关国家地区予以多种方式的援助，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经济的前景如何，取决于各方的认识和行动。应对全球挑战，需要发展的新理论、新智慧”。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日本瑞穗研究所主席、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南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等嘉宾发表了主旨演讲，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这场危机为相关各国带来的影响、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围绕当前全球经济主要风险点和化解风险的策略，嘉宾们提出了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数位嘉宾都提到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特殊作用。楼继伟表示：“当时中国经济与东亚各国周期性错位。为应对1993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框架，1994年开始实行全面配套改革，并实行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迅速转弱，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一方面是为了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外部冲击，另一方面也是承担地区大国责任。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扩大内需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开幕仪式结束后，两场圆桌讨论相继进行。“危机中的亚洲区域合作与政策协调”讨论环节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赫里萨尔·阿兹里，大阪经济大学教授、原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桥亘，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局副局长艾卡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祖六，东方汇理资管大中华区主席、东方汇理资管集团执委会委员钟小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发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董事长德地立人，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发表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圆桌讨论中谈到过去25年亚洲国家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的作为，包括日本政府1997年提出但未能实现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主张、2000年东盟+3（中、日、韩）签订的清迈协议、2002年东盟+3签署的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及2005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单位倡议等。

　　在余永定看来，亚洲货币合作的进展和趋势，总体来讲，在初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是后来，特别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金融合作逐渐失去动力。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全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金融合作的初衷和发展路径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面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为了东亚地区的繁荣，东亚国家应该看得更加长远，应该努力深化，而不是放弃，始于25年前的区域金融合作。”余永定说。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胡祖六则表示，区域合作，需要本地区的长效机制，也需要领头羊，需要有国家来牵头。中国那时候还是新兴市场，但却发挥了积极的、主动的、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在亚洲危机中的表现受到极高的赞赏。”胡祖六说，“中国的领导人利用亚洲金融危机给国内敲响了警钟，以此为战略契机启动了全方位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并积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推动准备加入WTO，这样为中国崛起，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圆桌讨论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晋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等参与讨论，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发表了评论。

　　在提到25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回忆：“我当时在摩根士丹利工作，负责全球经济的研究。我亲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觉得自己的研究要向中国偏移，而且要非常专注。”他高度肯定中国当时的应对措施“登上了国际金融舞台的巅峰”，并认为“中国后来变成了亚洲的领导力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则表示，全球当前进入了衰退的早期阶段，主要国家的措施都是以我为主，没有协调，更重要的背景是国际关系持续紧张，“可能全球性的或者区域性的协调现在需要缓一缓，还需要自主可控的，就是中国自己可以做的，我们怎么样做”。俞乔认为，人民币债券市场应该继续改革开放、扩大容量。

　　“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回顾一下这一段历史，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5年历史，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后危机时代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提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的国家，不应过早开资本账户，在不成熟的时候接纳大量资本的涌入，会促成危机的酝酿和发酵。“对发达国家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主题还是放松监管，然后就有了全球金融危机。在那之后，监管大量恢复，这也表明金融市场是需要监管的，我们需要纪律、需要监管金融机构。这也是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改革的一部分。”樊纲说。此外，他还谈到了货币体系的改革和变化。

　　在这场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指出，当下，全球资本的力量比25年前要大不知道多少倍，而系统的脆弱性有加强的地方，也有脆弱的地方，在新的环境上又有新的脆弱性，“风险仍然是存在的”“危机一旦发生就是全球危机”。他警示称，今天，风险在积累，在高位，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

　　研讨会在19日晚间结束，与会嘉宾普遍表达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合作”是关键的态度。正如楼继伟强调：“今天回望历史，不过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训，尽管再艰难，还是要重走合作共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