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张昌平：三星堆文明倾向于中原文化

　　 从盘龙城到三星堆，中原文化如何发挥其控制力？在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青铜器、玉器上如何体现其影响力？9月11日下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昌平在盘龙城论坛·第三期，面向社会观众主讲“从盘龙城到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兴起”，谈了他对盘龙城、三星堆与中原文化关系的理解。

　　 讲座几周前已定题，巧合的是，9月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公布了三星堆3、4号坑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包括完整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一批文物，引发广泛关注。讲座上，张昌平教授也就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

　　 要理解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先要理解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

　　 张昌平说，从时间上来说，盘龙城距今3600年到3300年，处于商代早期，三星堆晚期距今3100年左右。要理解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先要理解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过去许多人质疑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的说法，那是他们对这个判断的内涵不了解的原因，要理解这个判断，要从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系来界定。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商代早期，盘龙城是商朝在长江流域最大的都邑，出土的青铜器从技术到形制与中原王朝的青铜器具有高度一致性。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相当于今天的核武器，这说明盘龙城与中原王朝具有密切的关系。

　　 盘龙城近年的考古发掘还发现盘龙城有铸铜遗址，除生产青铜兵器外，还可以生产其他青铜器，表明盘龙城在商王朝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也有较高的地位。

　　 正因为盘龙城在商代早期具有长江流域其他遗址所不具备的政治、经济地位，我们才能判断它是商王朝控制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盘龙城通过青铜生产实现对周边的控制。而在盘龙城同期或稍后的长江流域遗址，如江西的新干大洋洲、四川的广汉三星堆，目前的考古发现都看不出有和中原王朝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及对长江流域如此明显的辐射与控制。

　　 说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说的正是它与中央的关系，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内涵，这一点与今天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吻合。在武汉地区，是有发现比盘龙城更早的城市，如黄陂张西湾遗址，但它不具备与中原王朝的这种特定政治经济关系。

　　 三星堆有外来的、本地的文化

　　 也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明

　　 说到三星堆，张昌平说，9日公布的最新考古发现仍然体现了祭祀场景、进奉和进奉物三类文物。与祭祀场景有关的文物有神树、祭坛、神坛、人头像、人面具、兽面、眼形器等。与进奉有关的文物主要由人像体现出来。进奉物则包括青铜容器：尊、罍，仪仗器：牙璋、戈、有领壁，工具：斧、凿，再加上方孔壁、贝等。

　　 这次新发现，与前几次类似，那就是三星堆有外来的东西，有本地的东西，也有中原文化的东西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明。

　　 外来的器物，如海贝，可能来自印度洋地区；象牙，推测来自南方；金器，新疆、甘肃出土过比三星堆早的金器。总体来说，三星堆发现的祭品，外来的东西多，也表明三星堆具有很强的资源组织能力。

　　 三星堆有本地的东西。如这次发现扭头跪坐人像，是本地人物。

　　 说三星堆有中原文化的东西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东西。如许多器物上有老虎脊饰纹，这个造型就来自长江流域中下游，来自东部。还有与中原文化类似的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玉器。三星堆的龙虎尊，根据考古发现，这种尊顺长江主干道，先在安徽，后在湖北，再在四川三星堆出现，显示出从东向西传播的路径。

　　 同时也要看到，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从技术上看来自中原文化，却又与中原文化有差距。上次公布的发跪坐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本地风格，头顶的圆口尊从器形到纹样则是典型的中原商王朝风格，明显体现了三星堆对中原青铜器铜尊非常尊崇，也可以说是对中原文明“心向往之”。

　　 张昌平总结说，考古成果表明，尽管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尚待明确，但出土物围绕祭祀构建则是显而易见的。出土物显现出三星堆文明宗教色彩浓烈，社会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三星堆文明具有很强的远程资源获取能力，但尚未形成同时期中原文明那样的原生价值体系。

　　 三星堆文明从技术到价值系统仍然是倾向于中原文化的，但又不像盘龙城那样从技术到价值系统与中原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

　　 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宋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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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考古阶段性成果发布

　　 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考古中国”重要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会上通报了3、4号坑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发现包括完整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一批文物。

　　 据介绍，3号坑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729件。较完整遗物共478件(组)，残件141件。其中，较完整器物包括铜器293件、玉器45件、象牙100根、金器7件、骨雕2件、石器2件、海贝26件(组)以及材质不明器3件。3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由上半部分铜尊与下半部分人像组合而成。铜祭坛、神树纹玉琮等器物，题材独特、细节丰富，均前所未见，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目前，4号坑遗物已全部提取完毕，共出土完整器79件、残件1073件。其中4号坑出土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似同属一件铜器。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

　　 经过碳十四年代研究，4号坑埋藏年代大概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3号坑年代应与2号坑非常接近，大致确定为晚商时期(约当殷墟二期)。

　　 考古发掘的同时，多学科研究与文物保护稳步开展。考古人员在3号坑青铜大面具等器物上发现了纺织品残留。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发现了麻线的堆积，有序排列成一缕一缕的状态，肉眼可见。提取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麻线并不存在经纬组织结构，仅一缕一缕排列成比较有序的线条。随即考古工作人员对其他土样作了进一步的显微观察，发现了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通过观察分析显微形态，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其长宽约3.8×3.1毫米。这是工作人员第一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残留物。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