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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设立三倍于诺贝尔奖奖金的教育奖 专访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

发稿时间:2019-10-30 04:45:00 作者:从玉华 杨海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玉华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10月30日 06 版)

陈一丹

  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点捐吧

  记者:去年你又捐了40亿港元,对外也很低调,你会怎么花这笔钱?

  陈一丹:其实自己很早就写了遗嘱,当时写的时候想着有一部分要捐出去,后来想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点捐吧。然后自己就定了一个要捐的比例。

  这次捐款后就有一个资金池,长远可以做点事。以往的捐款都是有具体项目的,无论是武汉学院、一丹奖或者别的项目。这次捐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定项目,只有一个方向,那肯定就是关注教育。

  这次捐也不是捐现金,是捐腾讯的股票。本来是按50亿港元捐的,然后股票跌了,办完手续下来变成40亿港元了。

  记者:全球“一丹奖”在创办中有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像今年“一丹奖”得主法兹勒·哈桑·阿贝德,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了,也拿了很多奖,“一丹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陈一丹:今年“一丹奖”已经是第三届了。过去4年来,评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已经慢慢形成。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全球教育界沟通,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感到非常兴奋。

  “一丹奖”面临的挑战是建立起一个长远机制。我坚信,这个机制最终是有效果的。评审委员发挥独立性和专业性,顾问委员提出流程和标准,理事会负责奖项的长期运作。这本质上是个评审机制,要做到厚实、有权威性、有影响力,需要长期持续的工作。

  今年开始,我们也专门邀请全球范围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我们还在考虑,如何扩大“一丹奖”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大家就越重视教育。

  阿贝德获得“一丹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达到了我们的4个评审标准:教育的变革性、对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性以及持续性。围绕这个标准,也会讨论其他细节和问题。但既然评出来是他,那就是他了。虽然他可能得过扶贫等其他奖项,但作为教育奖,我们这个级别是最高的。我们坚信“一丹奖”评审机制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而且,我们的奖金中一半是奖励给个人,还有一半是要求继续做,影响更多的人。

  记者:“一丹奖”奖金是诺贝尔奖奖金的3倍。教育奖比别的奖更重要吗?

  陈一丹:在我的骨子里,设立“一丹奖”的初衷就是认为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那我认为它就值得用这么大数目的奖金去推动,不要去比较。

  但是,更长远的目标不是关注奖金的数额,而是奖项的认可度和权威性。获评“一丹奖”是否代表这就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让大家认同、学习、应用,造福于人类,这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对人的培养

  记者:按照你的理解,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一丹:对中国教育首先要高度肯定。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民生权利,就跟吃和住一样。中国教育原来“温饱”水平都没有,现在变成九年义务教育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在学校建设等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下一步是,如何培养人?如何提高教育的软实力?如何提高师资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现在除了“985”和“211”高校以外,北上广深以及江浙一带都有一些优秀大学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问题是,如何让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惠及更多人?还有教育的软实力,像教师的培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拥抱它,更需要开放和创新。一方面,各个国家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彼此都要保持学术交流。另一方面,无论是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体系的某些试点放权,还是监管能力的提升,都要有突破和创新。

  教育体系是所有社会功能体系里最复杂的体系。它的持份者(stake holder)太多了。但我们仍要不断推动它的创新和改革。因为,这不是你想不变就不变,而是整个信息革命决定它必然会变。这个变化迟早要发生的。只是在哪个地方发生?这个变化与其他领域相比可能会特别慢。但是,这个变化一旦发生就是变革性的,对整个社会体系有变革性的。

  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人。所以,教育领域的变化,我们绝对要重视。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个变化一定会来临。你不能等着变化的来临。你也是变化的一部分。你也是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设立“一丹奖”就是希望大家来交流和推动教育向好的方向变化。好的教育最后是属于全人类的。

  记者:刚才你说,教育可能也要发生变革。你认为,教育最先会发生什么变革?

  陈一丹:关于教育发生什么变革,我想,根本上取决于“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段时间提出了2035年的教育发展目标,很多任务非常紧迫,一些目标还没达到。我们也委托《经济学人》智库专门设计了一个“全球教育未来指数”,提出21世纪的人才要具有六大技能:

  1.跨学科的能力——以前是分学科,未来社会需要更多的综合能力,需要跨学科;

  2.创新的能力和分析能力;

  3.具有企业家精神——面对事情你如何推动,可能包括冒险、勇敢等特质;

  4.具有全球视野;

  5.掌握数字化的能力;

  6.具有领导力——领导自己也是领导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

  可能今天我们看是这6种能力,10年后看可能是另外一些能力。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但教育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培养。

  我们中国人讲“教育”,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教”和一个“育”。“教”,就是教你能力、知识、本领。“育”,就是育你的人格、品德、胸怀。甚至,“育”比“教”更重要。

  教育场景会变,教育方法会变,整个教育系统会变。这些变,都是为了提升人的能力,适应未来。永远都是这么一回事。

  我这一辈子做不完,就一代一代去做

  记者:你怎样评价武汉学院这样的一个“孩子”?

  陈一丹(挠头):做武汉学院比“一丹奖”难啊。很难。我本来做企业的,不是做教育出身。但做武汉学院时,靠着一种情怀就进去了。我想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可能我这一辈子做不完,那就一代一代去做。

  武汉学院的定位我想还是应用型,再就是国际化特色,从本科阶段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条路长着呢。只要看到每年毕业时学生们的笑脸,我觉得就值了。

  记者:从来没想过“抛弃”武汉学院这个“孩子”?哪怕最难的时候?

  陈一丹:没有。最难的时候,真的是最难的时候,我会唱一首广东话的《渔舟唱晚》,歌词很好。唱唱就过去了。还好,现在没怎么唱。

  记者:公益有那么多的领域,为什么非要做教育?你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也许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眼里,活着是最重要的。

  陈一丹:为什么非要做教育?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食品、卫生、空气……哪一块更重要?没有一块不重要。但是,所有问题是人产生的,解决问题也要靠人。因此,教育很重要。虽然教育很慢很难,甚至是最慢的,但最终还是靠教育。

  记者:教育那么慢,很多人认为,我做一点点,很快又被稀释掉,没什么成果。你会保持乐观吗?

  陈一丹:我相信,教育是有成效的。因为教育是一个累积的、不断建设的过程。做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成果。你投身其中,本身就是一个成果。

  因为做过企业,做公益心里更有底

  记者:腾讯的创业经历带给你的,除了金钱之外,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它影响了后来你做公益吗?

  陈一丹:有很大影响。把企业运营的经验用到公益上,这点非常重要,最后都是一种提供产品和价值的能力。因为做过企业,做公益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把一个事情做好。无论是建设团队,还是运作项目,都能够比较系统性地推动。

  记者:郭美美事件、罗尔事件对公益圈打击很大。而你强调“理性公益”,强调公益的透明不仅是真假的透明。怎么理解?

  陈一丹:任何社会领域都会碰到各种问题。公益领域对人尤其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对的。但不要变成绝对的道德枷锁。

  我认为,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公益关键是要持续创新和进步,有时在挫折中进步,有时在进步中进步。其中,互联网科技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已经看到,科技让公益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未来,公益要更加健康、更加体系化,还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怎么应用,要有一个导向。我们的导向就是透明公益和理性公益。只有建立更加透明的机制,才能慢慢形成更加理性的文化。所谓理性就是,关注公益项目本身,而不是苦穷惨的故事。互联网公益领域,我们在全世界是走在前面的,未来还要继续下去。

  记者:你赞赏哪些教育者?你是否想过,10年或者更久以后,直到今天桌上人都不在了,那种理想中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一丹:从小到大,奶奶对我影响非常大,她是个文盲,她把我父亲培养成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我一出生就在城市。她的教育是日常教育,各种默默的支持或者是寒喧,不给你压力,她讲得特别温和。

  我到现在最尊敬的人就是我奶奶。她对人太好了,对周围的人都是无条件的,总是给人一种与人为善的力量和帮助。她本性如此,是我现在还要克服一些缺点才能达到的。

  对教育作出贡献的人,我都赞赏。比如,孔子、释迦牟尼就是很好的老师。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像蔡元培、张伯苓,我也很羡慕。

  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人,让他适应当下和未来的时代。我想,教育只是一个手段。通过教育,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幸福。

责任编辑:郭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