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人眼里,《自由之路》更像一本案例集。同样的案情,在不同的法官手里,在同样的法律——《逃奴条例》下,做出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处理
□ 丁雪梅
1838年9月4日,19世纪最著名的美国黑人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这是埃里克·方纳笔下《自由之路》历史叙事的开始。《自由之路》是一本关于逃奴的书,它围绕19世纪上半叶美国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与奴隶的自身反抗,讲述了逃奴和纽约城“地下铁路”的历史。
“地下铁路”是指帮助逃奴的废奴组织和个人形成的网络。当时,纽约主要的废奴组织是警戒会和反奴隶制协会。
纽约警戒会成立于1835年,最初成立是为打击拐卖活动,打击非法奴隶贸易。后来,其为逃奴提供各种帮助,当逃奴被捕,就聘请律师出庭为之辩护,阻止逃奴被运回南方,并募集资金为他们赎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1833年,反奴隶制协会在纽约成立,这是为反殖民而建立的废奴主义组织——当时的殖民协会意在把所有在美国的黑人移往非洲某部,而反奴隶制协会主张废除奴隶制,废止所有歧视黑人、对黑人不公的法律,反对使用暴力,力求唤醒奴隶主和整个国家的良心。
“地下铁路”为帮助逃奴付出了很多,也承担着巨大风险。有人因为被控帮助奴隶出逃而身陷囹圄,也有人因为帮助逃奴被法院判处高额罚金,因无力偿还而被卖为奴隶。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说:好的历史学家,既是讲故事的高手,也能像社会调查记者那样,穷尽多元视角。埃里克·方纳的这部作品,再次证明他无愧于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称号。翻开这部秘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大时代的伤口,更能看到诸多小人物穿越历史夜空的人性光辉和勇气担当。
是谁解放了奴隶?历史似乎把这面锦旗交到了林肯手里。但事实上林肯并不是废奴主义者。1861年3月4日,他在就职演说中还重申了宪法中规定的归还逃奴义务。
诚然,林肯发动了内战,但内战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废除奴隶制,而是恢复联邦统一。内战开始后,很多奴隶奔向联邦军队寻求庇护,却被林肯政府返还或关进了监狱。
至于发布《解放宣言》,宣布叛乱邦联州土地上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其实也是一项战略措施。当然,此举意义非凡,它不仅意味着林肯个人奴隶制立场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内战性质。
那么,是谁解放了奴隶?很多历史学家把美国人与奴隶制斗争的历史,描绘成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白人拯救黑人的征程。但在埃里克·方纳看来,如果不是黑人自己向着自由奔跑,自由不会那么快来到。
捧读《自由之路》时,相比“是谁解放了奴隶”,更引人注意的问题似乎是:是什么解放了奴隶?
反观“地下铁路”不难看出——如果没有警戒会的努力,不会有那么多奴隶成功逃出,没有那么多奴隶成功逃出,就不会有更多想逃亡的奴隶受到鼓励,而不是警戒会把奴隶的悲惨境遇公之于众,也不会唤起整个社会对奴隶境遇的同情。同样,若没有反奴隶制协会的坚持,奴隶们也难以最终得到真正的平等。
是什么解放了奴隶?毋庸置疑,是爱。人们用爱唤醒了奴隶,也用爱唤醒了国家的良知。
奴隶是怎样被解放的呢?——知识是“由奴役通往自由的路径”。这是本文开头,也是埃里克·方纳这本书叙事开始时,提到的那个“19世纪最有名的美国黑人”的感悟。他名叫弗雷德理克·贝利,当初为了追求自由,偷偷学会了读写。后来他加入了废奴组织,写了回忆录,将奴隶悲惨的非人遭遇公布于天下。知识、文字,也正是废奴组织改变世界的工具。
托尔斯泰说:“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当冷漠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情,每个人都是恶势力的帮凶。
废奴主义者所做的,就是改变“民情”——如同鲁迅先生曾说过的:医治灵魂。他们创办刊物、举办集会、发表演讲,从“令人失望的民情”到废奴运动的成功,媒体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有奴隶制的地方,就有逃跑的奴隶。”埃里克·方纳说。有逃奴的地方,就有追捕逃奴的故事,就有逃奴案。在法律人眼里,《自由之路》更像一本案例集。同样的案情,在不同的法官手里,在同样的法律——《逃奴条例》下,做出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有人因此名垂千古,有人则臭名昭著。
法的精神背后是人的精神。即便是“恶法亦法”的时代,好的执法者依然能够在判决中闪现人性的光辉,并倡扬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法律人为什么要读历史?我想答案就在这里:历史留下的不仅仅是故事,更多的是沉思与启迪。
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打开奴隶制枷锁的是权力,而铸成这把钥匙的,是良心的精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