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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相较于劳碌无休的盐民灶户,盐商是极度富裕的群体。尤其到了清代,随着盐业兴盛,盐商集团愈发豪奢,他们因盐而富侈,因盐而浪费,也因盐而败落。
盐民和盐商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造成了盐商对盐民的盘剥,而这种趋势在清代不断增强。作为食盐主要生产场所——灶地,清代买卖限制更为宽松,灶户失地因而更加普遍。若遇到天灾人祸,盐田歉收绝产,灶户经常要靠抵押盐田来换取所需。随着兼并盛行,灶户要继续维持生产,只能租赁盐商土地。盐商通过与灶户形成租佃关系,实现对盐业生产的垄断。
除了灶地,灶户的生产资料包括用于煮盐的盘鐅,“烧盐之具,深者为盘,浅者为鐅”。明万历前,生产资料多是官府供给,后来“官铸盘铁锅敝之制遂止”,改为“众商出资本鼓铸”。盐商实现了对盐户生产资料的控制。到了清代,盐商控制生产工具已成定制,“煎鐅向系商人呈明开铸,分卖与灶”。
灶户购买生产资料所需资金,一般从盐商借贷而来,“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与盐商建立了借贷关系。
靠着对灶户的盘剥,盐商聚累了惊人财富,生活也愈发奢华。他们没有把巨额资金投入工商领域,而是积极献媚皇权、贿赂官员、奢华消费,以致盛极一时后迅速败落。
盐商为得到皇室支持,不惜重金,以捐输报效名义攀附,建立密切关系。时人王守基说:“巡幸所至,首先驻跸,行宫船坞,岁资经费,动辄钜万。若夫翠华往止,情殷赡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至于大庆典、大军需,淮商捐输或数百万……其余寻常捐输,难以枚举。”
盐商用重金换来“赐宴赏资”的回报,这正是经济发达后盐商梦寐以求的政治大权,以后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凡有大工、大役,靡不输将巨款,以得邀赏收为荣”。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五十五年,盐商两次捐银300万两,献媚邀宠,取悦皇帝。《清代野记》载:乾隆间,帝南巡扬州。其时扬州盐商纲总为江姓,一切供应皆由江承办。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
像“一夜成塔”的献媚之举,在康熙、乾隆历次南巡中屡见不鲜。他们为皇帝修行宫、设别院,不惜重金。如乾隆帝巡幸山东,当地盐商“备物踵至”,连乾隆都感动于他们的殷勤备至。
盐商“取媚皇帝”,要的是头衔封赏,皇帝也会照顾他们的这些需求。如“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东盐畅销,商人呈请加引五万道。康熙五十七年,商人又请加引五万道”。因为此前献媚有功,这两次请求均获皇帝的应允。两淮总商江春,因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踊跃急公献银,被赏赐“奉宸苑卿”衔,赏戴孔雀翎,成为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又如乾隆五十九年,乾隆“翠华临莅天津”,“芦东各商,俱情殷瞻就,踊跃欢忭”。
明清时,非垄断行业竞争已非常激烈。与此相反,以盐业为代表的垄断行业,竞争却被扼杀于牢笼。盐商经营盐业同时,为保证经营顺通及攫取利润,不惜重金贿赂权贵、勾结官吏,“搞好政商关系”。盐政衙门一些开支,都由盐商提供,盐官薪水不足,盐商出资补充,名为“养廉银”；盐政衙门经费不足,盐商出资补足,名为“规礼”,其余包括盐政衙门饮食及杂费也由盐商提供,“则盐官之养廉,巡盐弁兵之薪水,各口岸之匣费,匣费即盐商应酬各官之陋规”。另外,盐商每年都按官衔高低给盐官送礼,盐官上任盐商要送一笔银两,盐官离任,盐商也给一笔银两,名为“重赆”。
盐商不仅献媚皇权,贿赂官员,自身消费也奢华无比,甚至一定程度歪曲社会风气。盐商竞尚奢丽,成为时风引领者,“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使愚民尤而效之”。
盐商“竞奢”影响民众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节俭之风荡然无存,“商人多治园林,饬厨传,教歌舞以自侈,民颇化其俗”。
社会风化应以“尚俭”为先,许多地方本来“民朴质务俭”,但受到盐商奢靡之风影响,出现了“辄饰宫室,蓄姬滕,盛仆御”的奢侈之风。如徽人“多雍容雅,都善仪容,有口才,而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稠粥”。
后来,由于盐商奢靡,该地民风骤变,由俭转奢,“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
盐商聚集地扬州更以奢华著称。但之前民风并不尚奢,而是“质实朴约,室庐服食率卑隘菲恶,无大文饰”。
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四方客旅杂寓其间,人物富盛”,商人发达之后,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风气发生巨变,“今寝以移焉,婚丧宴会,竞以华缛相高,歌舞燕游,每与岁时相逐”。
巨额的剩余资本,没有投入再生产领域,而是进入奢侈享受环节,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让盐商奢华难以为继。
从乾隆时期开始,盐商所要缴纳的赋税大大增加,除每年400万两盐税外,还有巨额的其他支出。乾隆数次下江南,盐商花费巨大。为了维持家底,他们在盐的质量上下功夫。分量不足和质量下降,成为盐商敛财的惯用之道。随着漕运的崩坏,盐商的商品出售,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
到道光年间,盐业已成死局,改革势在必行。之前管理盐商的盐运司,改成了两江总督直接管理。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取消两淮盐商的垄断经营权,赋予偏远地区商人贩盐的权利。到了晚清,随着青盐的大规模开采,价格便宜的食盐占据了市场。国家开始直接管理盐业,那些曾豪掷千金的盐商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