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表明心志的一幅手迹。
1
2
3
4
周立民
1940年1月初，郑振铎的心情，如同上海的天时常阴云密布。
他是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然而，家国尚在风雨飘荡中，特别是日军攻占租界后，教书育人显然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容易被敌伪收买、利用；倘不公开就业，生活都成为问题。现实像浓云压在心头，不过，郑振铎是一个特大号的“书痴”，只要谈起书，那些愁云仿佛立即都不见了。“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书生梦，又那么可怜。这样一个书痴不得不以书易柴米养家糊口，他是什么心情？亲手烧掉自己苦心搜求来的书呢？倘不如此，一旦被查出有违禁内容，一家人都有性命之忧，这个决心怎么下？他说：“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吧？”
人身的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绑架，暗杀，投入牢狱，这些谈虎色变的事情就发生在身边、熟人中。郑振铎写过抗日文章，且是几个抗日组织的成员，敌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1940年年初，不止一位朋友听到消息，他上了黑名单，要他注意安全，这使他不得不到外面躲了近一个月。
有家归不得，心境苦闷，加上生活不规律，他得了伤风。那一晚，夜半出了一身汗，热度却不减，“双眼耿耿待旦”，只好倚枕读东坡诗。直至次日凌晨，还是难以入眠，“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这不是一个夜晚，而是不知道多少个同样的夜晚。
一夜不安，第二天下午，他接到何柏丞先生的来信，说蒋复璁从重庆来有事面商时，他只能以身体原因答复不能赴会。那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蒋复璁要跟他们几个文人商量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战争，从来都不会让文化幸免于难。“八·一三”之后，中国明清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区域江南地区的图书文献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浩劫中。或毁于兵燹，或流散四方，还有遭到敌国劫掠的，这让郑振铎这样的文化人痛心疾首又无能为力。特别是他在搜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时，更是感觉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可是，眼见着那么多文化财富遭难，又怎能无动于衷？郑振铎联合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给重庆教育部写信，提议当局拨款抢救江南的图书文献。战争期间，重庆方面资金紧张，不过，几经周折，还是赞同他们的提议，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后改任馆长）的蒋复璁来沪就是为了这件事。
1月16日，郑振铎健康好转，傍晚时分，他到万宜坊拜访蒋复璁。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却因为对书的热爱相谈甚欢，从现状到计划，一口气谈到九点钟，连吃饭这样的事儿都忘到脑后。1月19日，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算是成立了。几个人中，郑振铎、张凤举负责图书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柏丞、张寿镛负责经费保管，他们还拟定了办事细则，对于整个采购流程乃至图书保管使用都有规定，并还定期向重庆方面提交工作报告。
我佩服的是，他们不仅着眼于当前的“保存”，而且考虑的是为民族文化续命。在1940年5月7日《第二号工作报告书》中，他们写道：“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他们的雄心和志向也不小：“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目标则是为国家建一座完备的图书馆，而且他们深深领会到，这一工作的意义，不仅超越个人著述，而且也超越了前人。
在那样艰苦的、非正常的环境中，要操作这样的宏愿，其中的艰苦恐怕是一言难尽。好书很多，资金有限，且虎视眈眈者众多，几个书生为此真是舌干心焦。物价上涨，张元济曾感叹“收书30年，从未见有如此昂贵者也”，郑振铎却为保存文献常常不舍一书，并一再呼吁：“将来之患，不在于缺款购书，恐怕在于无书可购也……我辈收书，固不可浪费；然亦不宜过刻。盖刻者将无书可见矣。”好在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也曾欣慰地谈到：“大抵经我辈如此一收罗，重要之书，流落国外者可减至最低度。”
时光疾驶，70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在酷暑中，我走在当年郑振铎来来往往走过的路上，追寻他旧日的足迹。
1936年初，郑振铎的家搬到愚园路东庙弄44号，一直住到1949年。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说，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欧式古典建筑，小花园里还有两棵枇杷树。鲁迅、巴金、李健吾、钱锺书、辛笛，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光临过这里。不过，抗战期间，“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他们搜购的这些书，除运到香港等地之外，存放在上海的后来移到赫德路（今常德路）418号佛教净业社“法宝馆”中，他们在这里借了两间房子，一直存放到战后。郑振铎从东庙弄的家，走到这里，不过十来分钟的路，很多堪称国宝的古籍，在这两处搬运、打开、整理，这个天真的书痴一定欢喜异常吧？
东庙弄，因为在静安寺东得名，在很多人的回忆中，这里曾很热闹。44号，靠近愚园路，旁边还有小花园。不过，这一切现在都只能从老地图上查询了，网上说这个小区是2000年后拆毁的。按照在这里住过的人描述，东庙弄的东墙外就是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常德公寓，那么，它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瑞士酒店、航站楼、久光百货这一带吧。
今天的觉园已经难见面目，佛教净业社，就是今天的居士林，还在那里。然而，问起法宝馆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在摇头，且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还有人断然否决：从来没有这种地方！唉，佛家之地，我也就不争了吧，其实，一进大门就挂着一个居士林的简介，简介上明明写道：“1926年，居士简玉阶将南园（今常德路觉园）舍出，作为社址。园中佛堂、会堂、假山、石池、亭榭，归净业社所有。又增建二层香光堂及一幢法宝图书馆。”它在哪里呢？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没有答案。
郑振铎有段很熟悉的话，一直在我心间回荡：“‘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要把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都说书生百无一用，可是，他们也有豪气干云的一刻，这一刻也足以泣鬼神、动天地。从他们的工作报告中，看到一部部珍稀的古籍的名录，我们难以用具体的数值估定文化的价值，而从这些工作的劳绩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振铎等人这不是在唱高调。
下面的一段话，是我最近才读到的，是郑振铎辞谢报酬的。放下书，我久久无语，想到那个午后，在愚园路寻访，在人流中无所事事地徘徊、一无所得的怅惘，我觉得眼前的那些高楼算得了什么，怎么比得上一介文人的几行文字和清白的灵魂，它们才是真正的丰碑：
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前毫不知情，否则，必力阻其不必多此一举也。二公盛意，虽甚可感，然似未深知弟之为人。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1941年2月26日致蒋复璁，《为国家保存文化》第236-237页）
1.摄于1937年郑振铎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
2.暨南大学行政会议成员留影。中为校长何炳松，右二为郑振铎。
3.愚园路东庙弄44号寓所旧影。
4.今常德路上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当年法宝馆就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