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份从“儒生”“孝子”成为了“议士”“商人”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刘大鹏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特别是在地域文化日渐受到重视的今天，刘大鹏可以说是渐渐浮出水面，声名日隆。据称他所留下的长达百卷的《退想斋日记》业已列入大型出版项目《山西文华》之中，不久即可见到全本问世——这是多年来众多学人翘首以盼的。相信随着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刘大鹏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5年，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沈艾娣出版了她的研究成果《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这本书以《退想斋日记》为核心资料，结合刘大鹏的其他相关作品、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和口述访谈资料，展开对19世纪、20世纪山西农村生活相关问题的论述。该书问世后广受好评，现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名著。作者写作的初衷是通过刘大鹏的故事为西方的大学生“展现20世纪前期一个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鲜活面貌”，并促使他们“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悲剧”。《退想斋日记》是一部平中见奇的著述，详尽描述了刘大鹏所处时代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情况。不同的读者对《退想斋日记》有不同的关注点，沈艾娣着力探讨的是20世纪社会变革带给刘大鹏这一普通个体的人生的影响。
在通常的观念中，现代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褒义词。它往往与科学、进步等观念相联结，用来描述摆脱腐朽落后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与此相伴的，是以往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对宏大命题的关注，而对历史情境中的个体体验则较为忽视。《梦醒子》一书对刘大鹏及《退想斋日记》作微观史学的研究。作者发现，刘大鹏这类人群在传统精英、大众的简单划分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一类人物和他们的人生故事却往往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侧影，轻率地忽略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表面上看，刘大鹏与众多读书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希望通过科举的途径，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践行心中的儒家伦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日常生活中，刘大鹏把孝放在了传统伦理观念的首位，倾向于通过“与父母建立个人的亲密和慈爱的关系来践行孝心”。毫无疑问，刘大鹏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归属感，并且不遗余力地付诸实践。刘大鹏对儒家的推崇与践行，使他在乡村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刘大鹏的身份从“儒生”“孝子”成为了“议士”“商人”。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持现代化的改革力量于1901年控制了政府。政府逐步背弃了儒家价值，并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当国家不再支持儒家思想这一意识形态，老派读书人一夜之间丧失了人生的方向。凭借着过去的声望，刘大鹏仍然可以被选为乡议员乃至省议员，但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受到了道德底线的突破。迫于生计，刘大鹏当过小煤窑的股东，还经营过明矾厂，但在经商活动中，刘大鹏从来没有认同过自己的商人身份，他将公平的财务分配行为看做是儒家君子的自我体现，并把煤矿解释成理想主义的世外桃源。随着政治局势的演变，山西的商业逐渐衰败，刘大鹏最终回归田园，成为“老农”。在这里他自命为隐士，为自己仕途的失败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但最终农村没有逃过现代化的脚步，刘大鹏对于正统儒学的坚持最终成为了“一种近乎滑稽的表演”。
给刘大鹏这样一个“小人物”作传，意义何在？在旧有的研究模式下，为了得到看似统一的结论，对群体的划分往往比较单一，忽略了不同情境下特殊性的存在。沈艾娣教授指出，微观史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揭示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过去简单地将刘大鹏的身份归为士绅，抹杀了其戏剧般多样化一生的独特性，对《退想斋日记》和其他材料的解读也较为片面。《梦醒子》则对刘大鹏作了别开生面的挖掘和阐释。沈艾娣教授在对山西乡村的描述中，也援引了诸如民众对现代化改革带来动荡的反感、政府强迫小煤窑注册以扶持大煤窑等材料，这些材料丰富了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而还原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让历史更加真实。
《梦醒子》一书试图塑造刘大鹏不论何时都笃行儒家道义的形象，但是，面对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趋势，连刘大鹏这样坚贞的儒家之士似乎都不得不有所妥协，他开始乘坐公交车并称赞其迅速，这个细节令人沉思。刘大鹏辞世70多年了，而他的影子还影影绰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踟蹰徘徊。个人与时代，总是令人遗憾地存在着对峙和撕裂，所以我们对刘大鹏理应抱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刘依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