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路禹
我是一个老爱乐人，1953年，青年时代的我曾凭着年少无知的莽撞劲儿，把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广播剧。今年，看到歌剧《骆驼祥子》DVD出版，惊喜歌剧如此成功，也勾起了对老舍先生的怀念。
小说《骆驼祥子》人物性格鲜活，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歌剧改编中坚持了两个原则：保持平铺直叙又精炼准确的口语化写作风格；用西洋歌剧传统艺术手法来创作，以充分发挥大乐队、多声部合唱队宏伟交响性和深邃抒情性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加上中国音乐，特别是北京地方音乐元素。即便是大唱段，或者说唱念白也坚持着口语化特色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
歌剧《骆驼祥子》结尾的大合唱——庄严肃穆的“北京城”，是老舍书中没有的，可以说超越了当年大师对社会的思索极限。音乐用的是京韵大鼓开场一句：“北京城……问天，天不应；问地，地无声；问人，人无语；问命，命无情……”作曲家郭文景形容这大段合唱犹如全剧“安魂曲”。
我理解的安魂曲，皆为安息逝者亡魂，更为唤起生者良知。这样的结尾与其说安抚那个时代一群“蚁民”苍生的没落，不如更准确说是对那个时代发出的一曲“天问”——叩问挑战那个鬼一样的世界。
反复多遍听了整部歌剧，确实在演唱中文方面都做得很好。可以讲没有一个倒字。我听郭文景先生说话，有时候会带南方口音。然而在这部歌剧的作曲中，他处理行腔咬字却做得如此周密地道，令人佩服。
多年来，在国内外，作曲家们有一种普遍倾向，就是要迎合业界对中国音乐的一种期待，以某一种中国乐器声音特色、声响效果、演奏花式，甚至于演出仪态，来标榜自己在融合中西音乐方面取得首创成就。这就把创作当作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自我表现，而不是为表达情感而为。
回忆音乐发展历史，当俄罗斯乐派在舞台上推出格林卡、柴科夫斯基等多部歌剧时，与欧洲传统的歌剧特色并无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两者文化和时代背景基本相似。虽有俄罗斯音乐元素，但表现手法一样。特别是人物社会阶层思想意识也基本雷同。然而，《骆驼祥子》却是人情世故、思维模式彻底的中国近代最底层“蚁民”故事，这对西方观众绝对是一个生冷的题材。但是，郭文景的音乐语言，表达了这些“蚁民”也是真情实感的人物，足以让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观众为之动容，如同他们通过翻译接受了老舍先生的小说一样来看待这部歌剧。
老舍大师，这样结束他的小说：“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听完合唱“北京城”，觉得是对小说的升华。顷刻想到希伯来奴隶合唱：“金色竖琴你为什么不歌唱……我们要再唱消失的时光……流过太多辛酸泪，我的家乡……”一首流传至今最热的合唱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