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平
（成都图书馆副馆长、成都历史文化研究专家）
成都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优美的环境、深厚的文化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各地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的人民汇集于此，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形成独树一帜的移民文化和移民精神。古蜀时期，五代蜀王中有来自岷江上游、湖北等地的部族，融合并缔造出辉煌的古蜀文化。秦代“移秦民万家入蜀”。三国至东晋，随刘备入蜀的移民达数万家。西晋甘肃陕西大旱，流民十万人入川“就食西蜀”。元末明初，发生了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明末清初，一百多万移民进入四川，迎来“湖广填四川”移民高潮。抗战爆发，华东华北大量人口和各种机构、学校迁入成都。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也有大批工厂和技术工人进入成都。
清代末年，成都有一本城市百科全书叫《成都通览》，该书对清代成都人的构成作了详细分析：湖广占25%、山东占5%、陕西占10%、云贵占15%、江西占15%、安徽占5%、江浙占10%、广东广西占10%、福建山西甘肃占5%，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根本没有。
清顺治三年（1646），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随后的五六年间断绝人烟，因此清初四川省会曾迁往保宁府阆中，这在成都历史上绝无仅有。康熙年间，清政府实施“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来自大半个中国十多个省份的一百多万人口移入四川，数量大大超过了土著（四川清初土著人口仅八九万人）。
移民文化造就了成都的城市性格和城市精神。葛剑雄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指出，移民城市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冒险、开拓、拼搏、进取的特征；二是开放性特征；三是兼容性特征；四是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具有创新性特征。
成都长期以来就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单就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来说，它极大地促进了成都人口素质的优化，改善了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一批新物种如辣椒、红薯、玉米被移民带入，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如制糖工艺等被移民引入并推广。川剧、川菜等新的文化元素，也因多种地域文化的碰撞融合，而有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移民文化的深刻影响，使成都成为一座和谐包容、开拓创新、张弛有道的城市。
清初成都城市建设的重点是重建大城、兴建满城及新建贡院。大城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持续重建，周围达22.8里，“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满城作为满蒙八旗官兵的长期驻地，因所建位置位于古代少城区域，因此成都人又习称“少城”，内设官署8处、官街8条、兵丁胡同33条，今成都宽窄巷子，即为当年八旗官兵居住的等级较低的兵丁胡同，已成为“千年少城”百年历史的最后见证。贡院建于明蜀王府旧址，是四川乡试所在地。
由于移民文化的影响，成都的城市经济和场镇市场迅速复苏并崛起。据清《皇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光绪年间成都的织锦工业规模已达到：“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织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川总额百分之七十。清代成都织锦技术更为精湛，产生了被誉为“明清三绝”的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它们利用经线彩条的宽窄变化和深浅层次变化，营造出如诗如画的艺术效果。宣统元年（1909），蜀锦参加南洋博览会获得“国际特奖”。清代成都也是全国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与北京、白下（南京）、吴门（苏州）、西冷（杭州）、徽州齐名。官府刻书、书院刻书、民间刻书、寺庵刻书都十分兴盛。由于大量的外省移民来到成都，使清代的成都场镇市场快速崛起，据统计，乾隆时期成都全域有场镇51个，嘉庆时发展到195个，清末达到370个。这种由水陆交通枢纽、商品流通要津所组成的场镇网络，对成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