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望”
“我不会去讨饭,也不会去做犯法的事情,可能我需要五年甚至更久才能还清这次的钱吧。”
郑旭的老家在邓州市裴营乡花园村,他的家是80平米左右的两层平房,大伯说,200多户的村庄里,郑旭家属于最底层的家庭。
原本,家人还对郑旭寄予厚望,因为他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老郑说,家里有4亩多地,种了玉米和小麦,小麦一年两季,收入一年是5000元左右,自己平时做建筑小工,每天100元,但是活儿不多,有一阵没一阵。
郑旭也很争气,每年暑假、寒假,他几乎都不回家,出去打工,这个习惯从高中就开始了。上了大学,时间更充裕,郑旭就会带领同学们出去打工,他在外面认识的人多。
他还经常给11岁的弟弟买一些小零食,玩具。
“回来一趟不容易”,父亲似乎很理解儿子的辛苦。
家人对他无比信任。
家里给的生活费不高,一个月是700元。
然而,大学第一个学期,他是班上第一个买电脑的,那也是他暑假打工挣的钱。他喜欢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很早就是一名极客。
从新生军训开始,教官觉得他比较负责,让他当军训管理员。
在正式上课后,这个专业100多人里,他第一个上台参加班委竞选,他说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被推选为班长。
郑旭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平常同学遇到困难,他只要知道,会立刻帮忙。
一位同学说,郑旭自己写的演讲稿,基本上次次拿奖,不仅演讲稿用词讲究,演讲时或豪放,或含蓄,拿捏得当,说话的声音透露出自信。
郑旭主持各种晚会,他还是总策划,也经常看新闻,对本专业的市场比较了解。
他喜欢这个专业,最初的理想是养猪,他同室友说,他们准备毕业后给人家干几年,一起合伙搞一个养猪场。
一些同学认为这个人有前途,各方面把握都比较好,而且擅长把握机遇。
即便在贷款露出破绽之后,他还显得很自信,看起来没当回事。
郑旭还交了2700元,报名参加了自考本科考试。
郑旭认为“大学生生活是充实的,当班长,朋友多,每天很开心,聚会社交特别多”。
“我们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出去玩,一个个笑容满面,蛮开心的,想想现在,一个个愁眉苦脸。”同学黄龙说。
郑旭也试图挽回败局。
在吞食安眠药自杀之前,他的大伯还在郑州与郑旭见了一面,郑旭在郑州市农业南路上打工,白天送外卖,晚上分拣快递,累了就在大厅里躺着眯会儿。
大伯安慰郑旭,过了这个坎就好了,郑冲伯伯笑了笑。
他打工20天,赚了2000多。
“有手有脚的,我不会去讨饭,也不会去做犯法的事情,可能我需要五年甚至更久才能还清这次的钱吧。”郑旭在贴吧里写道,他也曾向家人承诺,通过打工还清债务。
“输了”
“听说跳楼摔下去会很疼,但是我真的太累了。”
但是,在给父亲的最后一个短信里,他说“我撑不下去了,发现好多努力没有结果”。
靠着打工的杯水车薪,郑旭显然无法填补日益上涨的网贷亏空。
3月9日,郑旭在跳楼之前删除了室友们的QQ,只留下一个群讨论组,他给室友留下最后的语音:“兄弟们再见了,我就要跳了。在这最后的时候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听说跳楼摔下去会很疼,但是我真的太累了”。
语气无力,低沉。
郑旭似乎很少跟家人交流,他的一位室友说,很少见过他和家人打电话,有时打了电话,就一脸沮丧。
在贴吧长文里,郑旭觉得自己备受冷落,多次提到家里不管他了。“我妈再也不想看见我,我舅对我说愿滚哪就滚哪去吧,我爸说自生自灭吧”。
家人似乎已无能为力,这个他最后依赖的港湾也捉襟见肘。
他的父亲听说儿子在贴吧里写了遗言,托人打印了一份,他说看着也难受,觉得孩子长大了,“撒兵不由将。”
儿子出事之后,老郑瘦了10多斤。
他头发花白,穿着一双解放鞋,背着军绿色单肩包,肩带一头断了,他用一根尼龙绳捆着。
这些天,他都去学校负责人的办公室里,想要一个说法。
“树叶掉在青岛,根在学校里。”郑旭的伯伯说。
“我所有的希望都没了。”老郑说,“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
老郑也同情受害的学生。
“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再出现这个现象了,如果碰到发贷款广告的,保卫就应赶出去。”
老郑包里放着一张白布,他准备做一条横幅挂出来,呼吁学生们不要再重蹈儿子的覆辙,吸取血的教训。
郑旭走了,但那些同学还替他欠着60万巨款。
校方在3月17日给受害学生开了一个会议,认为学生可能需要承担部分本金。但同学们一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不应该承担还贷之责。
家属、校方、学生、借贷公司,也被郑旭留下的难题裹挟着。
留给郑家的还有一道难题,郑旭的母亲至今不知道儿子死了,手术后的她还在家里休养,下楼都喘着粗气。
郑旭的父亲说,这个坎是最难的,他担心虚弱的妻子一病不起。
如今,郑旭的骨灰存放在邓州市殡仪馆,按照家乡的风俗,在外面死的人不能进屋了。
郑旭再也不能回家。
“赌输了,命都没了。”3月17日,在儿子学校西门,老郑边说边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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