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膨胀、职权集中、突出对外，日本情报体制加速畸变——

　　重蹈历史覆辙必遭可耻失败

　　■杨久成

　　近日，高市早苗内阁提交日本国会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进入审议阶段，拟最快于今年7月正式落地。此次调整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首相直控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使首相同时掌控安保战略决策与情报资源。这一调整与战前军国主义情报体制恶性膨胀的逻辑高度相似，可谓军国主义幽灵在情报领域的复活与变种，其恶劣影响深远，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日本历史上急剧扩张的情报活动，曾是军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推手。对内，特别高等警察、全国宪兵体系凌驾地方自治与司法之上，构建了直属内务省与军部、覆盖全社会的严密监控网，残酷镇压反战力量，封锁舆论，推行全民军国主义洗脑。对外，则以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窃取他国机密、测绘地形、制造混乱，为发动侵略战争铺路。战后，在“和平宪法”约束下，日本形成了规模有限、职权分散、优先对内的情报体制。然而，伴随国内政治生态加速右倾化及“军事大国”野心膨胀，高市政府正全面重塑情报体制，其一系列动作被广泛视为“战前情报体制”的危险回归。

　　当前日本情报体制，正加速向组织膨胀、职权集中、突出对外的危险方向畸变，呈现三大特征：一是首相扩权。高市政府意图借助国家情报会议体制，全链条掌控情报规划、搜集、整合、分发与评价，强化首相基于情报的决策主导权，压缩政府各省厅决策空间，削弱国会及在野党对其推进军事扩张路线的制衡能力。二是机构扩能。通过改组大幅升格国家情报局，赋予其情报业务综合协调职能，同时强化保密反间立法，整合情报资源、理顺流程，提升支撑军事野心的情报保障与信息管控能力。三是活动扩界。计划组建对外情报厅，大力强化对外人力情报等能力，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深化对外情报协作，全方位加大对外战略威慑和情报渗透力度，使情报工作成为其推进军事扩张的重要工具。

　　不难看出，此次情报体制重构绝非高市政府标榜的“制度完善”，而是其架空“和平宪法”、推行“新型军国主义”的又一险恶制度安排，必将害人害己，毒化自身，祸乱地区。

　　从对内影响看，“直属”首相的情报体系存在高度政治化滥用风险。其强化保密反间制度，极易对左翼及中间势力形成“寒蝉效应”，加速政治生态右转。特别是相关法案赋予情报机构宽泛的监控、调查、情报搜集权，却未明确限定“监控边界”与“调查对象”，极易沦为压制国内反战声音、操纵舆论的工具。

　　在地缘政治层面，新体制大肆鼓吹强化对外情报能力建设，预示其对外情报活动将更趋猖獗。更为危险的是，此次调整将为日本扩军备战、介入地区热点问题提供关键情报支撑，直接冲击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日本企图以情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为复活军国主义“探路”的危险行径，违背历史潮流，罔顾国际公义，必遭可耻失败。国际社会应携手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坚决阻止日本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和邪路。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日本推进情报体系集权化军事化转型

　　■付红红 林 琳 田旷宇

航空自卫队装备的RQ-4B“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海上自卫队人员操作信息系统。

日本民众举行反战抗议集会。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计划出台保密反间谍相关法律、大规模组建专门的情报战力量……日本当局近来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政府、自卫队等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控制。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全方位推进情报体系向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直接服务于其安保政策转向和军事扩张路线，将给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严重隐患。

　　体制集权——

　　首相垂直掌控情报资源

　　政府层面是日本本轮情报体系重构的重点。目前，日本政府情报工作分散于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多个机构，由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整合。为将国家情报体系“直揽”于首相之手，高市政府不顾社会反对声音，抛出一揽子方案，核心是强化首相官邸集权。

　　新设国家情报会议及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作为本轮情报改革的核心议题，日本计划成立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决策保障机构，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筹安保、反恐、反间谍等活动。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权，可强制要求政府各省厅提供情报。此举将打破战后日本情报系统分散制衡、相互约束的格局，标志着日本情报权力向首相高度集中。

　　谋划新设对外情报厅。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试图效仿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专门的人力情报机构，强化对外情报搜集，但囿于搜集手段敏感、内外舆论压力等未能实现。目前，日本执政联盟达成共识，计划成立对外情报厅，同时呼吁制定《情报活动基本法》，加强专业情报力量培养。

　　出台反间谍相关法律。2013年，安倍政府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在此基础上，高市政府试图实现新的突破，包括制定反间谍法，为监视和逮捕行动提供法律依据；酝酿《外国情报监视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授权相关机构通过行政监听等手段，强制外国代理人登记报备其在日实施的相关活动。

　　此次国家情报体制重构的实质，是将原本分散的安全分析、反间谍、海外情报等职能进一步整合，从制度层面确立首相对全国情报资源的垂直掌控。新设的国家情报局将与直属首相、负责外交安保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进一步强化了首相基于情报的决策主导权和安保掌控力。

　　随着相关举措落实，高市政府势必一面挤压宪法保障的民众知情权与从业自由，一面加速夯实宪法明令禁止的服务战争的情报支撑能力，推动情报体制向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方向转变。

　　力量转型——

　　情报作战凸显进攻性

　　今年3月以来，日本自卫队对其情报战力量实施大规模升级扩编，积极构建覆盖全域、全天候的情报侦察监视网络。

　　陆上自卫队成立情报作战队。这支人员编制约80人的部队，直接隶属于陆上总队，整合了此前分散的情报搜集、虚假情报分析等职能，统一指挥信息作战、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

　　海上自卫队整合之前承担情报、网络、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相关部队，组建情报作战集团作为防卫大臣直辖部队，专职负责包括通信网络防护、虚假信息应对等在内的海上信息对抗，下辖作战情报群、网络防护群等。

　　同期，航空自卫队所属宇宙作战群正式扩编为宇宙作战团，规模从约310人增至约670人，并计划2026财年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增至约880人。该部队未来将担负太空监视、数据分析、电子干扰等作战任务，仅用6年完成“队—群—团”三级跳，标志着日本太空作战能力取得实质进展。

　　从职能和架构看，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纷纷对内部从事情报战、信息战、认知战等作战力量进行体系化整编，不仅实现了各域情报能力一体化，也为后续开展跨域联合作战行动搭建了支点。特别是新组建的情报作战集团、情报作战队，以及扩编后的宇宙作战集团等作战力量，被纳入统合作战司令部统一指挥后，会显著提升跨域情报与作战行动协同的效率。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组建的情报部队锚定认知对抗，预示着传统情报侦察正与舆论认知、信息攻防深度融合。自卫队情报战力量建设加速向认知域延伸，作战职能也将从支撑作战的“情报保障”，拓展至能够主动进行“信息对抗”和“认知博弈”，进攻性日益凸显。

　　装备升级——

　　支撑海外军事干预能力

　　近年来，日本加快推动相关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尤其在卫星侦察、无人侦察、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种升级迭代将直接转化为对日本海外军事行动的情报支撑，强化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

　　加速构建天基预警侦察系统。2023至2024年，日本密集发射“雷达7号”“光学8号”“雷达8号”情报搜集卫星。日本还提出构建由数百颗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星座”侦察网络，实现对周边舰艇及部队动向的分钟级高频监控。该系统计划于2027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优先用于自卫队目标探测、跟踪和为防区外打击提供情报支持。

　　广泛部署无人侦察平台。在空中，2022年航空自卫队接收首架RQ-4B“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并在三泽基地成立“全球鹰”无人侦察航空队，重点执行高空监视任务。在海上，继2022年海上保安厅引进首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后，海上自卫队决定在2027至2029年在鹿屋基地部署6架该型机，强化西南水域监视。2025年3月，海上自卫队从法国和美国各引进一款新型无人潜航器，可用于增强水声情报搜集能力。今年1月确认将列装国产小型无人潜航器强化周边海域监视。

　　更加注重人工智能赋能。2024年7月，防卫省发布《推进人工智能有效应用的基本方针》，将情报搜集与分析列入AI技术军事化应用的重点领域之一。在这一文件指导下，日本不仅研发战术AI卫星验证星，以实现卫星在轨智能处理分析原始数据，大幅压缩情报周期，并且加大投入发展AI驱动的公开信息与社交媒体自动搜集分析能力。人工智能已成为日本军事情报建设与认知博弈的重要技术。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政府推动情报体制重塑与武备升级的深层目的，是为系统性推动修宪扩军、重振军工产业、加大对外干预力度等扫除制度障碍。日本情报体系加速向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时代潮流，冲击地区安全架构，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本着力打造复合型情报力量

　　■姚艺彤

　　近年来，日本在加速推进情报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将情报人员队伍建设置于突出位置，着力打造一支复合型情报力量。

　　日本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1日，其情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3.3万人，分布于防卫省、公安调查厅、外务省等机构。其中，警察部门人员约2.1万，占比超六成，主要负责国内监视及反间谍反恐任务；防卫省、外务省、内阁情报调查室等机构合计约1.2万人。表面上看，其力量部署呈现“重内轻外”态势。然而，鉴于日本当局近期在情报领域的密集动作，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战后首次公开相关数据，意在为筹建对外情报机构、强化海外情报布局等改革举措制造舆论。

　　为加快情报力量向外扩张，日本自卫队正多管齐下优化情报人员结构，采取了拓宽招募渠道、提高选拔标准、强化专业培训等措施。

　　实战化导向鲜明。自卫队情报院校专设情报分析研判等课程，提升学员分析对手情报与战略意图的能力。自卫队还在演习中常态化设置情报支援、目标引导等实战课目，加速提升相关人员的情报战能力。2024年防卫省《网络人才综合战略》明确提出，将跨领域背景作为人才选拔重要参考，吸纳兼具研判能力与信息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到情报岗位，以适应情报能力智能化、全域化转型要求。

　　身份更为隐蔽。2022年《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等文件要求，吸纳民间人员，快速补齐人力缺口和专业短板。防卫省还积极打通与院校、企业、智库等联合培养渠道，使相关人员能够以掩护身份，进行海外情报搜集、跨境渗透及认知战等活动。

　　同盟化趋势加剧。为提升与盟友的情报协同能力，日本与相关国家常态化开展情报联络官等人员互派交流，深度参与双边或多边联合演训中的情报课目，全面吸收西方情报技术、分析方法和行动规范。日本企图通过深度嵌入同盟情报网络，共享同盟情报资源，加速情报力量的扩能增效。

　　认知小站

　　防卫省“代理人”

　　遍布全球的商社是日本战后拓展海外情报触角的重要力量。这些商社以经济活动为掩护，暗中收集所在国经济、科技、社会舆情等多领域敏感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历次情报体系改革及重大安全战略制定背后均有民间人员的身影。近期，一个名为“日本纽带情报公司”的民间机构频繁在媒体渲染所谓“外部舆论威胁”。该公司董事长出身于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日本电通公司，被日本网民称为防卫省“代理人”。

　　“新战前情报体系”

　　日本舆论将高市政府此次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称为“日本版CIA（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美国CIA之上还有国家情报总监负责汇总情报，CIA局长要向其汇报工作，而所谓“日本版CIA”既统筹谍报行动，又负责情报汇总分析，职能定位远超美国CIA。该机构更类似于二战时期日本的内阁情报局—一个集情报整合、战时宣传、言论管控等职能于一身，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机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意在构建“新战前情报体系”。

　　“第六只眼”

　　“五眼联盟”是以全球监控为特征的情报共享组织。近年来，该联盟持续推动架构扩张，加紧对亚太地区进行情报搜集与分析。日本凭借特殊地理位置，成为该联盟极力拉拢、用以监控亚太的前沿支点。日本此次推动情报体系重构，被外界广泛解读为是在主动迎合“五眼联盟”，为其后续寻求正式加入、成为“第六只眼”扫除制度障碍。这无疑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