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金冲及先生：当代人写好当代史

　　当代人写好当代史

　　■班永吉

　　10多年前，我在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聆听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先生的学术讲座。当时，内刊《科研工作动态》编发了金先生的讲课稿。我见到过金先生修改这次讲稿的“花脸”稿，对金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感佩不已，印象很深。

　　2018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编译局3家单位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我和金先生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都知道，他因工作原因离而不休，每周还会来单位处理一些文稿。

　　2021年，我把我写过的一些有关党史人物、革命旧址类散文随笔集纳成一本文集，名字叫《行悟初心》。出版社的编辑说，请几位名人大家为本书写上几句推荐语，也算是“广而告之”。我应允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金先生。

　　2022年3月8日，得知金先生要来办公室，我就拿着《行悟初心》样书和金先生的著作《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趁午饭后，敲门拜访金先生。没想到，金先生当时已经躺在长椅上休息了。长椅上，连一个枕头也没有，好像也没有毛巾被。我说明来意后，金先生很客气，并愉快地在他的那本书上为我签名。为了使金先生对我的散文随笔集有所了解，我便把样书留下，供先生写推荐语参考。

　　金先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的前前后后，并将其间的见闻编写了《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该书资料性强，信息量大。

　　胡乔木和胡绳同志先后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编写过程中，他们有许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如为什么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准备发表，讲得也比较随意。由于金先生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他对这些讲话都作了详细记录。金先生曾说，这些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记的时候，字迹很潦草，别人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而言更不易明白。如果不赶紧整理出来，将来成为废纸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所以，他花时间把那些记录整理出来，希望对后人有点用。

　　看到金先生为我签名的这本《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我心中充满感激和敬重。

　　金先生曾经主编《毛泽东传》新中国成立之前部分、《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毛泽东传》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陈云传》《李富春传》；共同撰写《邓小平传略》。《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两书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金先生的个人著作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其中，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金先生在年过70岁后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

　　2022年4月12日，我又带上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来到金先生的办公室，再次请他题签。金先生还是写下让晚辈指正的谦辞。

　　如今，看到金先生的题签，细细的笔端好像戳在我的心上。我扪心自问：《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你看了吗？你看完了吗？

　　金先生的时间太宝贵了。他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后记中写道：“在我满75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是动笔，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

　　金先生还说，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从他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20世纪的100年中，他生活了超过70年，和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让他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第二，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他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历史资料。第三，动手时他掂量过自己的健康状况，觉得自己有可能写完这部书。

　　听说金先生要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有朋友劝他不要写，理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金先生不是没有想过。他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会更加放得开，并且有许多新视角。

　　但金先生认为，后人也有后人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原因，特别是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是事件的全貌，就会显得有隔膜以至于失真。可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局限性，谁也不能代替谁。当代人写好当代史，是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至于同时代的人，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但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金先生的史学观，令人钦佩。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实践记录的总汇。它有过悲惨的遭遇，也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一切言论和主张，都在如此丰富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它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谬误，给读者留下无穷启示。

　　那天，金先生对我说：“有一次去开会，胡绳在火车上说，文章水平的高低要靠什么来判断，就靠你驾驭资料的水平。什么是水平？拿烧菜作比喻，同样这些原材料，特级厨师和一般家庭妇女做出来的菜大不一样，这才叫水平；如果只是你有这种原材料，他却没有，这怎么算是你的水平呢？我也把胡绳说的这段话送给你。”

　　金先生谆谆教诲，语重心长。他告诉我，写文章最好自己先朗读一遍，如果结结巴巴，就赶快改。朗读要抑扬顿挫，而且要干净有力，不拖泥带水。写文章是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首先要感动自己。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写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这话讲得多感人！带感情的话不是堆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形容词。

　　金先生娓娓道来的话语，道出了他生命的积淀和对历史的思考。

　　金先生走了，留下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留在读者心中。